香蒲草的记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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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名大书法家看后，大为惊叹其功力非凡，我心里自然也是异常自豪。
有关二伯伯的文采，我以为有一事可记：那是二老舅舅的儿子，也是我叫双稳叔叔（生于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属猴）娶亲时的一段往事，双稳叔叔又名子伟，双稳婶子名叫喜芳（生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初二，属鸡。生二子：长子元润，生于一九六三年农历八月初四，属兔。次子元君，生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十月初三，属鼠），二伯伯为此亲自撰写一副喜联：
子伟逢佳期，
迎来喜芳女。
据说二伯伯还精通易理与气功，只可惜我没有亲身体会。在此，惟有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
在老家，很少有人称自己那口子为：爱人。
过去好像是一个字：哦。二个字为：婆姨（或老汉）。也有个别男人，称自己女人为老婆的。要不就是：他（或她）。相对文明的称呼是：娃他（或她）妈（或爹）。更有言短的人，将其省略为：他（或她）妈（或爹）。这里的他（或她），指的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有人说了，要是他们没有孩子，哪该如何称呼呀？这可问住我了。
读书人讲究文雅。但是，再文雅的先生，也是不会称自己女人为爱人的。据我所知，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男人称女人为内人，或贱内，或拙荆。女人称男人为甚？我就不知道了。戏文里可以称相公，或丈夫。现实生活里只有丈夫可称，称相公可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留此待考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红旗插遍全中国。同时，妇女地位与日骤增。夫妻均可直呼其名，以视平等。称呼中加姓，有郑重其事的意思在内；只叫名字免去姓，又有亲近与亲切的味道。当然，也少不了几位粗人，一声“谁见俺那口子来？”，这是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谁见俺那枪崩货来？”或者是，“谁见俺那挨刀货来？”这些近似于诅咒的言语，其中大部分是关心与疼爱。
本篇取名为《爱人：大我一岁的女人》，却东拉西扯来本属于《村民礼义之：称呼》里的内容，这样的行文，我想天底下只有我是这样的。以上为引，以下入题。
爱人姓邢，名叫芳兰，长我一岁，属牛，生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农历是那年的八月十一，本村人氏。虽说与爱人同居一村，可她家在村东，我家祖居村西。相距约三百米，并不是来往少的因素，受封建思想影响才是根本原因。自以为未婚男女没话找话，或有意无意借个东西，总要往别处想，总要往歪处想。当然，也与那个年代有关。
有人戏称我俩是青梅竹马，我是不能否认的，但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青梅竹马的具体内容，照我理解是这样的：一男一女从小在一块玩耍，之后长大成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互生爱慕之心。
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我对爱人的印象，其实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之前，对爱人好像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学一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她上小学四年级。我在本村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她是副大队长。这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一九七八年春，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席，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我对爱人的第二个印象：
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只是从家里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二次家。回家干甚？取吃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是爱人帮我捎来的。见面后也忘了说句什么，很可能是没说谢谢二字。我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就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我懂事时起，因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她老人家名叫邢梅兰，随夫嫁在本乡西沟村，后在公路旁边兴建起一座汽修厂）几次编草垫（过去村里学大寨，种过小麦。编草垫的原料就是麦秸）。就为这事，母亲跟外母结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
因为这层“朋友”关系，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的来往，无非也就是送一些吃的。比如过端午节，双方都要交换一些粽子；过八月十五，除过交换一些月饼，也有一些稀罕瓜果。穷人家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可是怕也不能阻挡时节的到来，大有越怕越来、怕甚来甚的感慨。母亲属于乐天派，天大的困难面前，自然有她老人家应付的办法：对付过时过节的迎来送往，母亲的办法就是“转送”，也就是“交换”。说白了就是等亲戚朋友送来“东西”时，再把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然后再转送到另外一家。
在此又有一说。那时的亲戚朋友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要好些。其中原因是，外父是我村附近十几个村有名的好木匠，尤其是居家盖房做架，外父的手艺可称一绝。除过完成队里的定额劳动之外，闲余时间也能出去走几天东家，手里也就有了一些活钱，生活水平自然要比村里一般人家要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下次一定要送在外母之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总是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让你感到“贫穷”二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又没有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中，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了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起内在的联系，可形成文字的，又似乎是我对爱人的一种爱慕与敬佩。爱慕与敬佩的背后，我似乎又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直至拿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才慢慢从我内心消失。之后，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二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与爱人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于新婚的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就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二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一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无菜可炒。小俩口只好趁晚上别人下班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爱人坐在车后，提着一个包，沿马路上拣别人丢弃在路边的白菜叶子……现在想起当初的幸运，其实也没有几次，何况白菜又非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饮食，就是水煮面条，所谓的蔬菜，就是食盐与醋。
之后，爱人有了单位与工作。一九九四年，又在商贸大厦承包了几节柜台。之后，餐桌上才有了炒菜。那时候，儿子的奢侈品，就是一角钱一根的麻花。
客观上讲，我与爱人属于二种性格，我清高自大，她随和得体；我爱斤斤计较，她却落落大方；我喜静内向，她善于交谈；我多愁善感，她胸襟宽广……总之，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我在爱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性格也改变了不少。由此说来，这应该是好事。
一九九零年，我与爱人及其小儿前往河北承德参加诗歌颁奖大会。会后，在返回的火车上，与东北著名小说家阿城先生同坐一个车厢，相互交谈的同时，阿城问起我身边的女人，我说“这位是我的爱人，那位小孩是我的儿子”。
回到家，儿子模仿我当时说话的口气，说“这位是我的爱人”，好像爱人这个称呼不习惯似的。
此为题外话，可算补白。
弟妹：想起来，都幸福……
弟妹：想起来，都幸福……
写这篇的时候，时间正好是乙酉年中秋节。看着悬挂在天的一轮圆月，想起乡下父母劳动的背影，想起小峰在京城读书的孤单，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弟弟的寂寞，我的眼泪竟不能自已。窗外飘来习习秋风，夹杂着些许凉意，辉映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我竟然嗅到乡下特有的煮豆荚味了。我想，上帝有意安排这个晚上，让我写这一篇，是巧合还是奇遇？
中秋节，团圆节；
吃月饼，看月亮。
不知在哪儿听到的这首儿歌，竟勾引起我无数辛酸的记忆。
我想／我们弟妹五个／应该是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我最大／成亲也最早／但早不过大妹的女儿／小菲她叫我大舅／二妹属鸡／正月十五的生日／她的爱情故事里／有两个孩子叫她妈妈／男孩叫文清／女孩叫洋洋。——见大可诗集《月*人》一百零九页。
兄弟／我的两个妹妹都已成家／我们很少见面／三妹叫润莲／在村里教书／也爱写文章／老想着在大城市里／写文章会容易些／谁知人多的地方／往往会打乱你的思想／最小的二弟上初中／爱哭不能说是感情丰富／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己的不是／习惯了乡村的悠闲／享受着父母的关怀／却忘了远离父母乡村／实在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见大可诗集《月*人》一百一十二页。
这两首诗歌片段，是我在一九九三年写的。现在看来，竟无法想象当初的心境。说起我的弟妹，我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严格地说来，那应该是一种爱！
大妹叫秀莲／小我两岁／大妹读完小学／就会种田了／庄稼在大妹手里／向来是舒舒服服的／每年春天播种时／父亲总是问大妹／今年种甚／大妹就从远说到近／或从近说到远／说完了／地里的庄稼／也就长在秋天里了／秋风吹散了大妹的头发／也把大妹的心吹乱了／庄稼收成最好的那年／大妹跟一个男人走了／现在想起我就想哭。
这是我在《怀念故乡》里描写大妹的一段。大妹名叫张秀莲，生于一九*年农历九月十一，属龙。诗中提到的那位男人，他叫潘秀恒，上佐村人，比大妹年长三岁，生于一九六一年农历六月十二，年青时极富同情心，爱帮助朋友，为人豪爽，热情大方。为此也给他的人生经历，带来一些坎坷。夫妻俩开过饭店，也在家从事过食品加工，生活过得紧凑，日子却充满阳光，两个子女是他俩唯一的骄傲：闺女名叫潘晓菲，生于一九八五年农历三月初三，在湖北省读得中专，现已参加工作。儿子名叫潘晓龙，生于一九九零年农历六月初三，现在忻州七中读初三，学习不错，曾取得年级统考二十三名的好成绩，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
二零零四年；妹夫承包了一座山，又兴建了一座生产白灰的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