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三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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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2）
文学的术语跟这种物质符号叫“媒介”。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水”，你不知道，等我写出“水”来，你才知道，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沟通传递，使你我有认识有了解，它等于是一个媒人，一个介绍人，把作者和读者撮合在一起。这个例子太简单了些，当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的时候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后来复杂了，例如安徒生写的《丑小鸭》，就很复杂，站在作者的角度看，《丑小鸭》代表安徒生的心灵，站在读者的角度，《丑小鸭》也代表你我。《丑小鸭》出自安徒生的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时候，它不再是一个介绍人，不再是一个第三者。后来，丑小鸭成了典故，人人可以用这个小鸭代表他自己。
不过在学习阶段，仍要把语文符号当媒介工具来看待。凡是一种工具都有它的性能，使用者要经过学习练习，把它的性能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某种流动的液体叫“水”，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都是经过训练然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训练是一个起点。有人问过：写作难道是木匠做桌子吗？当然不是，不过开始起步的功夫可能和木匠做桌子差不多。文艺不大像木匠做桌子，倒有点像窑工做盘子。盘子本来是盛菜用的工具，可是博物院陈列的那些盘子都不盛菜了。“鼎”本来是烧饭用的，可是毛公鼎就不是饭锅，而是艺术品了。
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作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作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今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作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
另一种情形恰恰相反，把“话”写成“文章”，作者有理由增添字句。我们说过，写作是为了表达，有时候你多写几个字、多写几句话，才可以把你要表达的东西（也就是内容）表达出来，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有手势、声调、表情帮助表达，写在纸上，这些都没有了，你得增加字数来弥补损失。如果我告诉你“昨天我碰见小张”，如果我把重音放在“小张”一词上，如果我说这话时有惊讶兴奋之情，那么写下来就是“你猜我昨天遇见谁？我遇见小张了！想不到吧？”另一个假设是，当你面对危险时，你说“我不怕！”可是嘴唇发抖。如果写下来，就不能只写“我不怕”三个字，嘴唇发抖也得记下，或者是：“我嘴里说不怕，其实心里十分紧张。”
语 言（3）
“话”和“文”最大的差别还不在此。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要先思索一下：怎么说才合适。这种考虑是一种修改。等到写作的时候，这种修改的工作尤其需要，也尤其方便。这种修改有时十分精细，某诗人自述他一天的工作，他说：“我整天都在修改我的一首诗，上午，我在第二句下面加了一个标点，下午，我又把这个标点删掉了。”这是笑话吗？我想不是。李贺作诗几乎“呕出肝脏”，有他母亲作证，贾岛“二句三年得”，大约也不骗人。
写作能推敲琢磨反复修改，而读文学作品的人又能从容品味百读不厌，所以文章往往比说话精致，细腻，结构复杂而寓意深远。这使文章有了独有的光彩，独立的特性，不仅仅是“话”的影子。只要不过分极端地发展文章的这种特性，它仍然是“白话文”，它的光彩可以照亮“话”，增加“话”的文采，它的特色可以成为“话”的特色，把“话”提炼升高。伟大的文学家是改进语言的人，甚至是创造语言的人。有些话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看了某一篇作品才知道。有些话我们说了许多年，后来听见某一部广播剧或看过某一部电影，才知道有更好的说法。李贺贾岛用文言写作，需要字斟句酌，现代的白话文学也需要千锤百炼。佳句天成，妙手偶得，到底只能偶然得到；咳嗽吐痰都是文章，到底只是夸张形容。
本段前面有一句话值得重说一次：对文章的增删润饰不要过分，不要极端发展。怎样才算恰如其分呢？这问题要回到语言上。写作是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而内在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写作是把心思意念转化成物质媒介，这个露出外面的物质必须对藏在里面的心灵非常忠实，如果修饰能增加忠实，修饰是必要的，如果修饰能招致虚伪，修饰就是多余的。过分修饰，无论用文言或白话写作都足以伤害作品。而白话文学更不容矫揉造作、雕琢堆砌，那不仅伤害作品，也伤害了语言。
字（1）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文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做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刊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文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比他写作使用的字要多，因为他要阅读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几种统计资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从前有人自称“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话很自谦也很自负。中国字有四万多个，一个现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诚然不多，但是，这五、六千字可能组合出来的“词”却算不清楚。作家识字用字尽管有限，储存词汇可能无限，老词、新词，他还可以自己创一些词。在写作时供他役使的，并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几乎无限的词。
有人说拿破仑字典无难字，中文字典有好几个“难”字，难查难认难写……难查是实，难认难写未必。即使难查也得多查，即使难认难写也得多认多写。一个人，既然已经或者准备用中文写作，他应该热爱中国语文，否则，何必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对于中文，越难认越要认，越难写越要写，直到查出兴趣来，写出爱来，认出美来，更不肯罢手。中国话简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国文字简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国文学简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这几分痴迷、几分热狂、几分固执，“衣带渐宽终不悔”，才做得成中国的作家。
现代作家不仅要“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还得“用字不多，字尽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说无须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尽其用是说抓住中国文字的特性充分发挥。一种语文的优点及其可爱之处，多半要靠使用那语文的作家发掘、发扬，甚至创造。一个中国作家也必须能证明中文可爱，他的作品才为人所爱。有人嫌中国字的笔画不规则，那么读缠绵凄清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全是方块，那么读对仗工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是单音字，那么读铿锵高亢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试试看。从前的文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中文可爱，并使全世界爱他们，而今轮到了现代作家。
一个字可以分成字义、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义最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音是教人听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义有“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刚刚造出来时的用法，后来用来用去，它的意思扩大了，用途更广了，于是产生了引申义。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现一圈圈的波纹，圆心是本义，那一层层圆周是引申义。“经”这个字的意思本是古时织布机上的直线（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