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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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主义”与“年龄主义”（2）
明治三十九年，内务省地方局长针对青年群体的问题向各地发出了通报，将各个村落的青年组进行了改组，统一为“青年会”。村落里的青年组受到国家重视的原因，有人分析为青年群体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而且成员大都是青壮年，对近代国家的安定、持久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不过，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会”，就难免会让人感到有种受到外面关照的嫌疑，似乎暗藏着制造一个容易摆布的团体的野心，所以，有些人对这种叫法甚是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无聊至极的做法。
青年组改组为青年会之后，就从属于村行政的管辖范围之内，进入了国家行政的支配范围。过去村落中的青年组变成了村青年会，以村落为单位的支部。
大阪府《萱野村青年会规则》中还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萱野村的青年组改组为萱野村青年会，在村内部落中设立支部。村长为青年会的会长，学校校长担任副会长。该会负责培养村内青年的德行，锻炼其身体，磨炼其意志，改善风俗习惯，推进发展实业，将力行勤俭、共同奋斗、自立共生的精神作为奋斗的目标。
大正四年，为了进一步强化青年会，内务部、文部两省共同发布奖励设立青年团的训令。这一国家方针发布后，各府县、市町村向青年团交付补助金，并以此来奖励这项事业。直到现在，日本社会中的青年团还继续存在着，青年组变成了“官制”的青年团，只是青年组的特色没有完全失去，各个村落中的青年团依然发挥着传统青年组在村落中的作用。
与社会上广泛存在，并奖励发展的青年组相比，姑娘组就很少。因为年轻女性组织化面临着各个方面的困难。姑娘组的单独住宿问题很难解决，有的地方既要住宿又要作为###的场所。有的村里姑娘组的成员分散地住在老夫妇家里。
在日本村落中，青年伙伴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宿。姑娘组的成员在参加组织活动的时候也都采取这种方式。男女青年合宿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老夫妇家，也有在青年夫妇家的，每个村组都有三四户。如果是在冬天，就裹着被子，和衣而卧。在夏日里，蚊子多，就要到闲置的空房或阁楼上睡觉。平时工作的少女只有在休息日的夜晚才被允许到这种地方过夜。合宿活动在夏天里是每周举办一次，其他季节一般就是一个月一次。
在合宿活动中，男青年在院子里做一些以稻草和麦秸为原料的活，女的就坐在旁边缝衣服，纺线，生炭火，搓绳，有的时候还要通宵达旦地干活。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会遭到别人的笑话，就会被人说“连自己的鞋都不知道做”，这样的说法一旦在村里流传开，对少女的影响是很大的。
男女青年在这种地方相会不叫私会，本村人到少女家里，外村人到少女家里过夜或到合宿的地方都叫私会。在这种情况下，少女就在厨房的后门旁边或是在前门的入口处睡觉。合宿的男青年经常互相介绍漂亮的女孩，有很多男女青年在合宿的过程中认识，交往，如果女孩怀孕就有可能成为夫妇，但是也有男青年给些抚养费就离开的情况。在合宿过程中认识、结合的夫妇，因为有介绍人的缘故，其婚姻也相对稳定些。
外村的青年也有来到本村的，托本村的年轻人做自己的介绍人。有的半年来往一次，有的则一年来往一次。为了增进友情，合宿者会赠给房主一些小礼物，例如伞，袜子、团扇之类。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些未婚男女在公会堂里合宿的现象，而且还成为日本社会中比较有特色的年轻人的活动，吸引了各国年轻人前来参加。
除了儿童组，青年组之外，日本社会还有由中、老年人组成的中老年组和老年组，但是这些组织的统一性较弱。组织成员一般都是村中各家的户主，为从青年组退出之后到60岁之前的村民。由户主组成的中老年组，是担任村落运行责任的组织。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担对青年人进行监护以及祭礼等主要的工作，因此，日常工作的繁忙以及家庭户主的身份是这一团体自身组织化较弱的原因。
昭和四年，以中老年组为基础壮大发展成了日本全国性组织壮年团，其领导机构几次改组、易名，于昭和十六年称为大日本壮年团联盟，下属壮年团1518个。次年，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
老年组的成员大都在60岁以上，被称为退居的团体。他们经历了青年组的意气风发，中老年组的日夜操劳，在村落里完成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之后，进入了老年组，建立起了具有极强宗教色彩的“老年讲”一类的组织。
日本社会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组织来吸纳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年龄阶层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以年龄来区分人的组织，事实上也促使人们用年龄或资历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因此年龄被当作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也不足为奇。即使在现代日本，有很多村落还实行着把年龄当作基本指标的村落构造，这就是村落里的年龄阶梯制，它是维持村落内社会关系的重要制度。
日本村落里的年龄阶梯制主要分布在日本的西南部，有人认为产生年龄阶梯制村落的原因是由于该村落的生产力低下。事实上，年龄阶梯制村落分布的区域也确实大都在偏僻、周边，或者孤岛上，不在日本中部以及生产力发达的农业地带。日本国内很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对这种以年龄为标准划分人的村落类型进行过研究。
1940年，日本的农村社会学者将日本的村落类型设定为“同族”与“讲组”两种。在此基础上，日本的社会学者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1950年提出了“同族制”和“年龄阶梯制”。
日本民族学者冈正雄对同族制和年龄阶梯制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同族制社会和年龄阶梯制社会在日本的分布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由于组成方式、社会标准的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是不能否认的。父系的亲族组织即有血缘关系的一类人构成了同族社会，年龄阶梯制社会是由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团队构成。用血缘和年龄不同标准划分村落成员形成的社会很难进行直接的对比，要分析在同族社会里年龄原理的作用，或者是在阶梯社会里家系制、家族关系、亲族关系的情况就必须采取对角线的方法进行交互对照和比较。
在同族社会里，年龄并不是重要的构造因素，在年龄阶梯制社会里确实存在父系，血缘联系，但是并不强调哪一系占重要地位，父系、母方、妻方姻亲都是同等的重要，主脉和旁支的上下级关系也不构成问题。通过交叉比较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清晰看到二者的不同性格和各种各样的特点。它们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并相互接触，融合，直到现在还残留传承。
但是随着两种村落形式在社会中的发展、融合，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已经不再明显，但是它们在日本的大致分布偏重的状态依旧存在。
尊长是一种美德，尤其在世界日益老龄化的今天，这种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但是如果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很可能会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患上的“肥胖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日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企业为此还进行了人事改革，改变了年轻职员的升职标准，并大胆提拔锐意进取的年轻雇员，推行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年薪制等等。日本社会也不再将年龄看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学历、性别、能力等标准也逐渐得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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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军、鬼子、野心、侵略（1）
曾几何时，日本大力学习中国文化，从儒家到佛教，从文字到艺术，甚至按照大唐长安的模样修建起奈良城，却独独剔除掉中国文化的核心——“仁爱”，因为温情脉脉的“仁”实在和日本个性格格不入。
战争让日本人疯狂，在战争酝酿之时，几乎每个日本人眼里都只有势不可挡、屡战屡胜的日本，他们想象着日本得胜后的辉煌，愈发狂热。战争的残酷，就在这些自诩为“神国子民”的日本人的自大情绪中隐藏起来，曾经为樱花飘落伤怀、纤细唯美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狰狞可怕，仿佛在一夜之间化身成嗜血的恶魔，给亚洲及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他们好杀如命，暴虐无情，被人们愤愤地称为“日本鬼子”。
人是善与恶的结合体，既可以是温情脉脉的天使，又可能是残酷邪恶的恶魔，人的身上既有高贵的人性，又有野蛮的兽性。一个泯灭了善、张扬起恶的人是可怕的，一个为兽性、魔性驱使的民族，更让人不寒而栗。
在明治维新之初，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人尚在为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自豪，然而，没有多久，随国家强大一起膨胀起来的野心便模糊了人们的心智。日本民族的魔性被激发出来，在对外侵略、法西斯的道路上不亦乐乎，他们肆意宣泄着兽性，仿佛恶魔附体。一开始日本和中国的西学东渐都是为了摆脱侵略，自保自强、仁爱至上的中国从没有想过在强大后转而去欺凌别的国家；而有着尚武传统的日本，却把对外侵略当成了自保的出路，竭力主张“脱亚入欧”，以为只要加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队伍，就不会再受被侵略的威胁。自保之心，很快就在一次次成功的侵略战争后被侵略扩张的野心取代，日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还要称霸亚洲，掌控世界。
性格决定命运，国家亦如此，中国人内向重文，讲究以和为贵，日本人外向尚武，崇拜力量。
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平定，日本就开始策划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在一些日本人眼中，包括学识渊博的学者，所谓强国之道就是对外侵略。从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胜利中尝到甜头的日本人，越发相信战争是强大日本的最佳途径，胜算大，获利高，实在没有理由放弃。
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军人们渴望在战场上一展身手，赢得荣耀，文人学者们也将对外扩张当成资源匮乏的近代日本求发展之必然道路。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繁荣何其短暂，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让日本措手不及，危机感和扩张野心交揉在一起，日本人的侵略之欲蠢蠢欲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统治者终于下定决心，用对外侵略的战争转移国民视线，当所有人的心思都放在了对抗“外敌”上，便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战争的领导人，国家的统治者周围，国内局势自会安定下来。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出席了东方会议，会议的记录未曾公布，但根据会议内容制定的《田中奏折》却已世界闻名，奏折中大言不惭道：“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要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他分析道，一旦中国完全被日本征服，亚洲各国，包括印度和风俗奇异的南洋诸国，也必将屈服于日本。尽管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史学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但纵观日本后来的侵略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