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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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且让吾摘录一节《韩非子》的文字：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韩非子否定所谓仁爱的父母政府会有任何效用；因为他指出人之惰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发问：“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岂非是“贵仁者寡；能义者难”的明证？今欲人主务行仁义者皆如孔子；而臣民爱服德行者皆如列徒；岂非梦想？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动人的嘲弄；峻刻的调笑；同时也含有健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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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贤能政府（2）
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他和盘托出当时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冷淡消极；而认为此等缺点应归源于法律保障的缺乏与制度之不完备。他不赞成改进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与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说一切祸患；起于无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时的儒家而称他们为一群喋喋的愚夫。这称呼实在很适配于今日吾人的许多“长袍的爱国同志”。他说到当时的官吏；称他们的贪污；不啻受着鼓励；因为没有严刑峻罚以制其后。韩非子这样爽直地说：“……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土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这样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于现代优游于大连及上海租界别墅中的寓公。他又说因为缺乏制度；“则以党举官；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这样的情形；何等暗合于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阶级肚皮里明白。
《韩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节；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公民”一语；殊觉新颖；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同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贿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他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缺点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常有惹祸的可能；天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
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于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谓去私曲；就公法也。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可异者；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想像一种法律；要使“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国政；可不用贤能之士——这一种机械的意识；完全不是中国型的。
韩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种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无为于上”。君主所以要虚静无事；无为于上；因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办事的能力。是以应该筹划一个机械式的政治机关；它的机构作用的行进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备；不关乎统治者的智愚贤不肖。君主是以成为一个徒负虚名的骸壳；有如现代的立宪政体。英国现代也有一个国王；他的职务好像专门在主持建筑物的奠基典礼；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颁发爵士勋位；是以国王的贤不贤；能不能；对于国家完全无若何重要关系；法治制度将自然发生作用。这在基本上是一种君主无为主义的学理；为韩非子所倡导；而现代英国实行而获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称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缘。他的懦弱的胡言；竟荣被以政治学理之美名。一种政治思想；至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恐不足以哄骗大学二年生。譬如你管理百老汇交通；不用红绿灯信号指挥；而信托汽车夫的自动努力。任何细心地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中国的孔子理想的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他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真将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二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为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倘贪官污吏结局仍能安全自由地定购舱位以赴横滨或西雅图；则吾人之谈论建设廉洁政府终属徒然。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惟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遵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杂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拟之于普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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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之特性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练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倍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