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中下着比风雪更骤的沙-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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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疼爱我，因为我是三个姐姐之后才出生的长子，而大姐是父母亲抱养的，小的时候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的童年是在大姐的监护下度过的，待长大成人后，才从她们的谈话中慢慢知道了这件事。
母亲过世时，父亲已72岁高龄，他的身边确实需要有个女人悉心照顾。
父亲的第二个女人是我们镇子的人，她与父亲来来回回生活了三年。
他们是经媒人引见认识的，而那个媒人曾是我父亲的同事，我的小学老师，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当时的父亲艰难忍受着丧妻的痛苦，丧妻的孤单，主动寻见那位媒人给介绍的。
她1999年迈进我家，充其量也就是见过几次面，要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她病恹恹的样子，总是搬个乡下人习惯的小板凳，坐在自家院子的屋檐下晒太阳。
父亲年龄很大，寻找个女人照应，而她却指望父亲照顾，无奈之举，迫不得已，终因她患有三叉神经痛而不得不离开。
此后，父亲总想找个合适的女人过日子，于是在那位媒人的寻访下，又一次接触到我们坡上乡的一个女人。
记得2001年的第一场雪，我置办了新车，返乡探望父亲。父亲十分高兴，非要我陪上他，先带上媒人，去看那个女人。
后来，那个女人因为家里的农活，孙子的照看，太多的牵挂而住一段走一段。
父亲与她就这样凑凑合合、断断续续过了半年。
第四个女人的出现，是大姐和大姐夫撮合的结果。
她是父亲仅次于母亲最满意的女人。父亲让我们称呼她“姨姨”。
父亲用她离休后政府拨付的150元护理费外加50元工资，每月支付给这位照料他的女人。
2007年4月，姨姨与弟媳发生了摩擦，就大打出手而惊动了当地派出所，电话深更半夜从老家打来，我连夜坐车回老家处理事变，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又是有恩与弟弟全家的人。
待事态平息后，父亲和姨姨在我城里的家住了一阵子，我们有忙不完的事，她负责照料父亲的起居生活，待住满一个月后，她们死活要回乡下，因为不习惯城里人那种“不见天不见地”的生活。
后来听姐姐们私下里说，父亲为了这个女人在他去世后能有个照管，竟偷偷地与姨姨领取了结婚证。
父亲身边的女人，走马灯地换了四个。
有两个是婚姻，有两段是姻缘。最刻骨铭心的是母亲，最耐人寻味的是姨姨。
八十二岁的老父亲越活越精神，年前回老家的时候，他又一次向我提及，“米”字没问题，“白”字须努力，“茶”字是梦想。
我心理最清楚不过，儿女们的孝顺和女人们的照顾是完全俩码事，前者体现的是亲情，而后者则升华为恋情。
作为儿子，我理解父亲。
3。 父亲和他的孩子
父亲是奶奶的独生子。
在父亲年轻的时候，原本仰仗学识可以出任侯马市的市长，无奈奶奶的过分阻拦和父亲的怯弱退让，导致了他错失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正是因为父亲性格里软弱善良、逆来顺受的缺陷，使他一辈子都与教师为伍，始终没有勇气跳出教育这个口。
听老人们说，父亲有一个妹妹，我始终没有见过的姑姑，在她12岁那年，不幸过多贪吃李子，而很早就夭折了。
父亲耗费一生心血，用他微薄的工资，养育了我们姐弟5个，长大后听人说大姐是抱养的，至于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抱养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大姐待我一直很好，我也不想过多追问老爸，以此而影响了姐弟的情分。
二姐和三姐遗传了我们的家风，学习向来都不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是三姐，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无奈生不逢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大学必须走推荐这条路子，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老父亲，一向不愿求人，二姐和三姐的前程也只有修地球的份了。
我是家里的长子，自然享受特殊待遇。记得1979年，国家政策允许干部可以顶替，父亲特别将指标留给了我，当时我正好考取了重点高中，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是接他的班，还是去念书，我二话没说，爽快答应：“我，要上学！”
当年，弟弟年仅11岁，不够接班条件，那个指标只好作废。
后来，父亲用他一半的工资养家糊口，一半的工资供我读书。在我读大学期间，四年光景先后花费了他工资中的2000多元。
父亲喜欢看新闻联播。1987年11月，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有次去省城出差的机会，买台电视机送给父亲一直是我的心愿，于是，寻见读大学结识的同村同乡，当时在太原无线电六厂上班的杜富新，在桥头街的三江大厦一楼，请他帮忙参谋购买了一台17吋黑白电视机，花费了我两个月的工资450元。
那时不时兴送货上门，双手搬运一个大箱子，乘火车倒汽车后步行，辗转行程上千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搬运电视机回家的一幕，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大学同学帮我搬上火车，尽管箱子不算很重，但置放车厢挺沾位置，不时招徕乘务员的特别关照。熬过一宿，抵达永济，下得火车，东张西望，我没有走出站口，而是穿越铁轨，从对面的方向搬运出去，累的出了一身臭汗。
费了好大劲，搭上长途车，到村口，弄回家。母亲正好去了姥姥家，父亲看到电视机，尽管嘴巴没说什么，但还是满心欢喜。
这台电视机一直陪伴父亲的新闻联播10年，直到1997年，随着黑白电视机的寿终正寝，那时的彩色电视机开始风行乡下，我从一位姓周的朋友家里，买了一台二手的18吋彩色电视机，花费了700元，再次送给父亲。
2005年清明节前，我和妻子返家，那时的光缆在村里已经盛行，父亲的二手电视机早已说拜拜。于是，我和妻子商量给父亲换上一台新的，返乡后的第二天上午，在镇上又给父亲买了一台21吋的长虹遥控电视机，这次花费了800元。
后来，我又托老家同学谢国祥，帮忙扯了几百米的光缆线，了却了老人家的一桩心愿，父亲的新闻联播又接上了。
父亲很少出门。
在我上学和工作期间，父亲总共来过四次。
在我读大二的时候，父亲来省城公干，在11号宿舍楼里找到了刚下课的我，我急忙让进47号宿舍，寒暄过后，言明来意，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我读大学的校园见到了父亲。
下午，我和他一起去位于黄陵的山西省教育学院，帮他取回了读函授时的大专毕业证书。事一办妥，没作停留，然后直奔火车站，连夜返回了老家。
父亲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强行挽留是毫无意义的。
1992年3月，儿子出生之前，父亲就曾扬言，如果生的是男孩，他和我妈一起来，如果生的是女孩，则由母亲大人代劳。“王家平添一子”的电文，第二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从老家来到我教书的学校，和我母亲一路风尘仆仆，看望他们还没见过面的孙子。
1992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我教书的校园见到了父亲。
1996年11月，我在省城乔迁新居，专程驱车返回老家，让老俩口看看我们这几年的“奋斗成果”，谁知父亲不习惯城里卫生间的坐便，总是跑到楼下沟底的公厕。
有次晚上去厕所终于出了问题，因楼门碰锁而无法回家，在楼下急得团团转，幸亏我及时搭救。在住了一星期之后，非要回老家不可。
家里人谁也劝不住，谁说也不管用。
2007年4月，因姨姨和弟媳妇发生了摩擦，并导致弟弟和父亲动起了手，电话打到我这里，连夜返回老家处理此事，待事态平息后，征得父亲同意，随后将父亲和姨姨接来城里居住。
与父亲的四次亲密接触，就数这次时间最长，从4月7日从老家来，到5月6日送回老家，前后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父亲教育孩子，很少动手打人。
在我的记忆里，从小长到大，只挨过父亲一次打，而所谓的“打”，也就是在屁股挨了父亲一巴掌。
在搬过新家不久，时上小学三年级，有次下过大雨，巷子不少积水。我在外面疯玩，回到家全身湿透，母亲的责骂声，引来父亲恼怒，父亲在北房的屋檐下，朝我屁股上扇了一巴掌。
这件小事过去了好多年，我还收藏在自己的记忆里，以至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大学时代”毕业纪念册，郑重其事地写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最大的。
发生在父亲与儿女们之间的故事，有时讲也讲不完。
但作为父亲的我对父亲留存的记忆，却是挥也挥不去。
父亲，一个伟大而神圣的字眼！
父亲，一个永远道不尽的话题！
4。慈母手中的线断了
阴阳两界一线牵。
慈母手中的线，是一种牵引，更是一份牵挂。
风筝的线断了，尽管它获得了短暂的自由飞翔空间，但它却永远失去向高向远飞行的机会。
慈母的线断了，尽管他（她）们身上不缺游子衣，但他（她）们却失去了再叫一声“妈妈”的缘分。
慈母手中的线，是她和儿女们之间交流的一条无形纽带。
1998年7月18日，农历6月26日，周日凌晨，母亲手中的那根线永远地停止了穿动。
在年前被查出患有肺癌，年后无法再动手术，熬过大半年之后，母亲终于躺下了，被无情的病魔夺走了67岁的生命。
母亲先后生育了我的二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而大姐是在我们出生之前抱养的。
母亲待我们姐弟5个再好不过了，因为有三个姐姐靠前，所以集宠爱于一身的就数我了。
我是在母亲抱养了大姐，生育了二姐和三姐后，才悄然来到了人世间，作为家里长子而姗姗来迟，按照老家人的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孩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一家人最亲我，特别是奶奶在世的时候。
我的小名叫“选娃”，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在村里每家每户集资，这家几分，那家几毛，专门为我定制一把银锁，冠名“百家锁”，因此，我的乳名又叫“百选”。这还不过瘾，在母亲的张罗下，家里人又专门给我认了一个奶妈，在奶妈所认的19个孩子里面，奶妈一直延续叫我的乳名，直到我早已成家之后。
从小到大，我都是吃小锅饭长大的。
长大之后进了城，成亲之后有了家，母亲在身边或不在身边，我的生活习惯还保持这老三样，一是炒馍花，二是馍加油，三是煺鸡蛋。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粮油全凭票限量供应，而食用油更是相当短缺，有时一家人一个月仅有一、二斤油，就是这样，母亲还是省吃俭用，用小油勺将油放在火上烧热，将馍馍用菜刀切开，然后将热油抹进馍里，洒点细盐，就算是我吃小灶的美食啦！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富裕点了。
1981年，我正读高中，继而读大学，在家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当放星期回到家或放假回到村，刚进套门，喊过一声“妈，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