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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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2）
接下来发生的“大化改新”，是对日本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改革”之一，也是之首。
这次改革，同样是要流血的。
圣德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623年，一批曾留学中国的“海归人士”上奏天皇，建议把留学人员召回国内，助推改革：“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他们试图靠输入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来拯救国家危机。
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在他们之前，僧旻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这一批经历中国隋、唐两代大变局的留学生（僧）归国之后，带回的是大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为日本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
日本来华留学生大都会在最高学府国子监进行系统学习，然后又争取机会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日本留学僧则被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这些遣唐使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热心继承者和播种机。
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派遣中国使节陪同赴日，进行礼节性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器物、书籍和日用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政治典章制度等在日本一步步“生根发芽”。
“大化改新”的主导人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辅臣中臣镰足都曾在南渊请安和僧旻等海归派门下求学，深得汉学精髓，并在这批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制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宏伟蓝图。
“坚定不移地向唐朝学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
在极权体制下，再崇高的政治理想往往都要借助血腥杀戮来实现，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发生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同样不能逃脱这个定律。
在“不妥协”、“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权力斗争格局下，政争就意味着你死我活。
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极殿。
朝堂之上文武对列，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来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这一时刻是在举行所谓的“受贡”仪式。庄严的朝堂之上杀气弥漫，宫门瞬间被全部关闭，新一代政坛大佬苏我入鹿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利剑穿心，当场毙命。
这次谋杀的策划者之一及直接执行者，是当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
在场的贵族大惊失色，就连皇极天皇本人也惊出冷汗，苏我入鹿在此前的*中曾经与她订立过攻守同盟，但是她作为过渡性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默认了中大兄皇子的政变行为。
在中大兄的背后，是其重要幕僚中臣镰足。主仆二人所策划的这次政变，改变了日本未来一千年多年的历史命运。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尽在中臣镰足的预料之中，中大兄皇子顺利将皇族和多数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方，并结集起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这支以私家军队为主力的部队盘踞在苏我家族雇请百济技工所建造的飞鸟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迎击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的反攻。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于第二天焚宅自尽。
消灭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之后，革新力量很快组成新政权。习惯于幕后玩弄权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贵族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为高级政治顾问。新政权效仿中国唐朝建制，建年号“大化”，“大化”即“伟大变化”之意。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并将首都从飞鸟（位于今日本奈良县境内）迁至难波（今日本大坂）。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3）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权颁布《改新诏书》：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二、建立中央集权制，群臣共同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以此强化中央集权思想。在入唐留学生的主持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设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和八省（中务、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除此之外，“大化改新”对日本的语言文字也是一次重要的刷新契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化改新，日语发音甚至不会有轻重音的分别。
圣德太子执政之前的日本处于氏族国家时代，执政后，他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革新：先是引入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化改新”，是改革的深入阶段，经过这三十年的持续性变革，日本此前的落后面貌得到全方位的改观。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成功改革一样，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在此后近百年里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唐朝文明的积极学习与模仿。在此后发生的白江口之战日本战败之后，它的学习欲望和动力不但没有变弱，反而更加强烈。
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公元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历经整整五百五十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陆政权的兴衰更迭，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强化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出成熟的国家观念，它从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华夷秩序。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航海技术的限制，中日两国在唐朝之前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两个民族发生摩擦的几率很小，尽管日本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敬意，甚至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政治性赐封，但相比较其他陆地毗邻国家，中日双边关系一直以来维持在相对淡薄的状态。然而，风云际会，一旦存在接触，摩擦就变得可能，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战争。
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鲜半岛注定要成为中日冲突的重要见证者。事情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朝鲜半岛的各个地方政权也希望能从中日摩擦中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特殊的时刻，它甚至积极推动将本国事务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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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剪不断，理还乱：百济与新罗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们带来了佛像和佛经。在大和朝廷的庙堂之上，天皇询问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苏我稻目在此之前已与中国先进文明有深度接触，他认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一样去信奉佛教，而且应该以佛教为国教，以实现全国宗教信仰的统一。他的政敌坚决反对，认为基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佛教会带来灾难，应该让人民继续信奉原来各氏族自己的神灵。
这场斗争发生在圣德太子摄政之前，其实是圣德太子改革序曲。另外，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则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佛教先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继而传至日本列岛。毫无疑问，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由于古代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因而，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不仅仅是佛教。
由于地理因素，朝鲜半岛上的古国百济与日本的接触机率最高。当今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六十八岁生日的当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百济王国的王室家族。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的“弁韩之地”，并设“任那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割让“任那四县”。
韩国不少学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只能借助其他史料做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日本大和政权很可能在短期里发动军事攻势取得过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领地，这些领地大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韩国庆尚南道一些地区。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官方采信“檀君古朝鲜”这样的民族神话作为半岛文明的滥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朝鲜民族系由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这一点在中国以及朝鲜文献中都有反映，具体为“箕子朝鲜”。
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朝鲜半岛土著居民很可能源于阿尔泰人，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从亚欧大陆迁徙到半岛后逐渐形成。
“箕子朝鲜”有可能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国家政体特征，也有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联盟。抛开具有争议的具体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所出现的最早政体与中国文明有直接关系。
这个政治共同体在中国秦汉时期为燕人卫满所灭，他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
西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汉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收归西汉政府郡县体系之内直接管辖。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汉朝实施了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鲜半岛上成熟的国家形态，至晚出现在公元2、3世纪前后，即半岛南部百济与新罗的出现，大体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百济先后以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公州）、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为都城，领土大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新罗首都为金城（今韩国庆州），最初领有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朝鲜半岛。
上述两国最初领土分布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在两国之间，有几个氏族部落成立的联盟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日本有着较为频繁的接触。而新罗也盯上了这一带区域，对其不断发动军事攻势，为牵制日本，新罗也策动日本九州的部落反抗大和朝廷。
在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力难以抵达的边疆地区，出现了诸如新罗、百济这样的文明共同体，东亚不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对于大一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来说，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成为新的战略命题。
在中国第一帝国阶段，汉朝皇帝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发，不承认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