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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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对这个改动方案表示认可。于是江南军方面便派出了一支六十艘船的先遣队赴日，意在向东路军通报作战方案变更之事。但是江南军先遣船队却因航道生疏，没有如期到达壹岐岛。
五 元军二次东征——日本真的打胜了（5）
另外，事先安排元军总指挥阿剌罕与江南军同时出征，但阿剌罕却因年纪老迈而突然病故，忽必烈不得不临战易帅，临时任命阿塔海为两路军总指挥，以履行阿剌罕之职。阿塔海又不能立即达到宁波，于是范文虎在仓促之中于6月18日命令江南军起锚离港。
江南军在遭遇多端变故的情形下，于公元1281年6月底到达日本。该军之一部突破日军防线，进入壹岐岛。7月初，该军主力十余万人到达预定阵地平户岛。
7月上旬，固守在壹岐岛的东路军及江南军之一部开始向平户方向推进。南北两军终于完成汇合，能够参与作战的兵力共计十四万。
平户岛周围海域布满了遮天蔽日的元军旗帜。经过几日的整编，7月下旬，元军派出小股部队进行尝试性登陆，并于27日占领肥前鹰岛，将之作为前进基地。
与此同时，日军方面也开始调整兵力，多路援军驰援平户岛、鹰岛。
在这一次战争中，日军的战争动员和组织能力都有所提高，他们凭借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并且奋勇作战，但是终究不能对元朝联合部队起到有效的阻击作用。并且江南十万大军还没有实质性参与到战争中来。众所周知，登陆战的关键在于抢滩，而非此后的陆战，一旦十四万大军在博多登陆，日军的抵抗力将被进一步削弱。
7月30日，元军原计划于该天启动全面进攻。但十多万元朝官兵都看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海上山影浮波，大鱼翻跃；并且能闻到浓浓的硫磺味。诸将领在商议之后撤销渡海登陆命令。
这是海上风暴来临的征兆。
面对如此光怪陆离的景象，元军将士陷入恐惧中，但由于蒙古籍统帅没有成熟的航海经验，也就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应对，而江南军中的原水军士兵经历的水上战斗大多都是发生在内河即长江一带，元军中也有通晓天文海相的将领，其中江南军将领张禧在担心之余，果断率部弃舟登陆进驻平户岛，并且命令所部船只停泊距离要达到五十步之遥。
元军的悲剧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夜半，飓风四起，暴雨狂飙，巨浪如山倒。这场飓风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部分元军船只顷刻间倾覆海底，其他船只经过飓风颠簸，或者因为泊位过近，在巨浪中相互撞击，或者因为本身就是内河船只，抗风暴能力差，电闪雷鸣之中，数千船只被巨型风浪撕开。溺死者不计其数，层层叠叠的尸体被海流带至港口。
范文虎，这位一直活动在长江流域的南宋降将，并无海上常识，他的船只同样被风暴撕毁，其本人侥幸抱得船板漂流海中，被部将张禧救起。
飓风过后，诸将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范文虎认为应该立即撤退，张禧劝阻说：“现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来的都是经过风浪洗礼的壮士，何不乘其有不恋生死之心，在战斗中取粮于敌，以求绝地反击？”
张禧在风暴前的筹备工作中早已显示出了智谋，如今其置生死于度外敢打绝地反击战足见其勇武，不愧为一员优秀将领。
元军固然损失惨重，但是十四万大军真正在战争中被消耗的，查遍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史料，哪怕只是依赖日本一国史料（没有贬损日本之意，古往今来，对于战争中消灭敌人的数量，己方往往有夸大战果之嫌），不过三千人左右。而在风暴之中遭难者即使占大半，幸存者最保守估计也有四五万人，这一数量比日本布置在整个太宰府的兵力还要多。
五 元军二次东征——日本真的打胜了（6）
如果全军上下能够统驭有方，置之死地而后生，组织积极防御，即使对方以逸待劳，也绝不至于落得残军两三万人投降、多数枭首的悲惨命运。作为军人，死在战场上，也远远比投降后死在敌人的断头台上要幸运得多。况且，战争中充满变数，日本敢于以羸弱国力对抗威武大元，元军绝无道理在兵力并不占劣势的前提下就放弃战争主动权。
范文虎等人彻底丧失了继续战争的信心。他表示立即罢兵，各部自行突围，如果归朝之后元世祖问罪，由他一人负责。
张禧无奈，只好借船给范文虎，面对平户岛上四千余名兵卒无船可乘，范文虎打算弃之不管。张禧不忍，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以及所有辎重抛入海中，带领平户岛上四千军士撤退。
高级统帅的放弃，把最后一点生存的可能变成毫无可能，甚至给其他幸存者带来了灭顶之灾。
剩下的元军残部虽然议推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多方努力试图伐木造舟而还。本来只有百人统领权的张百户，只能将军令下达给近旁的士兵，根本无法有效指挥数万大军。
元军幸存者顿时群龙无首，军人面临随时降临的死亡威胁，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一种是拼死相搏，战至流光最后一滴血；一种是放弃抵抗，任人宰割。
很不幸，高级将领的逃亡造成指挥系统完全瘫痪，将他们中的至少一半人置入到后一种境地，而选择抵抗的一批官兵则在相互砍杀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数万残部没有一粒粮食，又经过一夜飓风颠簸，失去了作战的气力，一番抵抗之后，“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
这批战俘在一周之后被带到博多，其中的蒙古籍、高丽籍及中国北方各族出身的官兵——即“汉人”悉数被斩首。
关于滞留下来的江南军的命运，各国史料可以说众说纷纭。
公元1281年，是为中国元朝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所以该次战争又被日本称为“弘安之役”。
丧师辱国的范文虎回去后无法交代，于是撒谎告诉忽必烈：“赴日之后，本欲进攻太宰府，不料暴风突袭，集结残部组织战斗之际，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仓皇逃逸，臣不得已收拾残军回到高丽，尔后就地遣散。”
元世祖对海洋也是陌生的，但他清楚海洋的脾气与草原和陆地肯定是不同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有相信范文虎的谎言。
一年之后，即公元1282年，在日本沦为奴隶的一名江南军士兵历经劫难逃脱回国，向元世祖忽必烈说出了风暴之后的实情：“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不久，又有两名士兵也逃回国内，所述与前者相差无几。
元世祖忽必烈震怒，下令将范文虎等征东诸将治罪，独赦张禧。
六 元日关系“政冷经热”
忽必烈无法咽下征日失利这口气。并且高丽国王因为倭寇侵扰频繁、沿海受害严重，上书忽必烈，要求元朝派军队进驻沿海，加强防御。
公元1283年，忽必烈计划再次发兵攻取日本，甚至在人事上做了新的安排：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儿右丞、刘二拔都儿左丞募兵造舟。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上言请求罢兵，礼部侍郎刘宣认为东征“重困民力”。
臣子们的谏言并非只是建立在防止民变这一点上。
在中国南方，有一批南宋遗民再次举起反元旗帜，确切地说，这批反元力量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活动，只不过这一年兵力大增，多达十万众，他们将这一年的年号定名为“宋祥兴五年”，连续进军崇安（今福建崇安）、浦城（今福建浦城），并围建宁府。到了公元1283年冬天，这批义军军力更是增至二十万。以至于大元朝廷惊呼：“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十去四五”。
与此同时，在清远（今广东清远）一带的另一批义军更是敢于称王反抗，并自设丞相、招讨等职，兵力也多达十万众。
于是，元朝开始忙于应付中国南方的人民起义。
窝阔台大汗的直系后裔海都等人更在北线发起进攻，公然挑战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权威。
公元1284年，忽必烈考虑到日本崇尚佛教，派遣王积翁与僧人如智前往日本再次出使，不料同行的人中有不愿前往者，他们共同谋杀了王积翁，这批使团根本没有到达日本。
两年之后，面对棘手的南亚事务，忽必烈的征日欲望再次被搁置，他自己说：“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
日本再次免于忽必烈东征蹂躏——大陆各地对这个超级帝国的抵抗分散了忽必烈的注意力，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忽必烈并没有最终放弃征服日本。
在第二次东征战争结束十一年之后的公元1292年，元又向日本发出了牒状，并付上了高丽国的国书。同年3月，忽必烈甚至向琉球派遣出一支船队，他似乎打算对前两次的作战计划和登陆地点进行调整。
第二年2月，元朝又在鸭绿江至耽罗岛的海路上设置驿站，并直接从元朝派专人负责，忽必烈甚至从中国南方运粮十万石至江华岛。
但是在公元1294年，忽必烈死了。
元成宗大德二年，即1298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上书请求用兵日本。元成宗答道：“今非其时，朕徐思之。”
这位新的皇帝与其前代有所区别，在位之时，他试图改变整个国家战略，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他在汉族顾问的建议下，限制诸蒙古王势力、减免赋税、新编律令，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同时，他还发兵平叛西北，与笃哇、察八儿等西北诸王达成和解，持续数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
公元1299年，元成宗派遣中国高僧一山一宁赴日宣谕，但日本却将这位高僧扣留下来大加崇信并封其为国师，对元朝的和解意愿不作答复。结果元成宗这种颇费心机的行为，只是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留下了积极的一笔。
在元朝的整个“后东征”时代，元日关系有着鲜明的“政冷经热”特点。
在商业方面，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元朝，其对外政策与前朝南宋是有相似之处的，即都实施开放型的贸易政策，这一点为中日贸易得以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都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元朝皇帝为了表明自己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帝王们一样，对周围各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支配权力，还是积极地吸引日本来华贸易，甚至为了劝诱日本来朝，对待日商甚为宽大。
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地方官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恐有不测，但慎重起见还是上报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元将防卫，一面仍准许日船正常贸易。
后来，由于日商中确实存在挑衅生事者，因此元朝要求日商随船携带武器必须上缴市舶司，待返程时再归还。由于获利甚丰，日本的商船依然非常积极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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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战争给幕府埋下危机种子（1）
忽必烈东征，除了给日本带来一股让其沉醉六七百年的“神风”，对当时的日本政局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镰仓幕府主导下的日本武士取得了所谓的抗战胜利，但镰仓幕府本身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方面，幕府无法按照传统“恩赏”有功武士。按照武家传统，御家人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