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识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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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性加情为定数。性不变，情可移，因而“情”可称作定数之源。“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没有“情”就没有定数，定数的根源在于“情”。我们都生活在有情世界（佛教用语，指我们所存在的世界）里，有情则心生万念，有念则有定数。一切定数皆因情念而生！
古人说“无语怨东风”，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连东风都要埋怨，这种情绪其实就是从情欲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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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活着，大都靠着人情的维系。有感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最难；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就是忘情。所以，隋代天台宗智者大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佛教称我们的世界为娑婆世界），念不一不生极乐！我们的来来往往，分离聚合，都是无情不来，包括所有动植物的成长，也都是和情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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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
文、理，古代有其特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所在。
文，指的是天体中日月星的运行轨迹，以及它们的相对位置。理，指的是山、川、野的布局。天有日、月、星，运转而成文，地有山、川、野，布局而成理。乾天窈冥，视文得真情，坤地幽深，察理知实意。
所以，文理，就是一天一地，一乾一坤，一动一静，其配对和造词，体现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认知事物的阴阳关系。“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也。”（《伊川易说？系辞》）这样，理就又与气数发生了联系。它当然还可以跟更多的无穷的事物发生关系，文也一样。这就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这个无处不在的阴阳关系，就是宇宙中相关事物或现象的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它们之间当然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着互相生克制化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都有各自的正面和反面，都是既矛盾又统一。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现在引申而来的文理科之间，也必须要文中有理，理中含文的道理。
道理，道理，再引申而下，“道可道，非常道”，所以，道是不可解的，虽然道不可解，但是理是可解的，故说理解。《易传》中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就是以理近道的纯正哲学思想。另外，像理直气壮、气数等词，也都可以看作类似意思的推演。
｜穴位
针灸师、武林高手，出手前都要找准｜穴位。人有｜穴位，既是人非强大无比的软弱的明证，也是可以疗救治病的方便法门。但人为什么会有｜穴位？原来，它是与天应、与地应的结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了天地人在在相应的道理。
以地｜穴为例。古代出兵打仗，军队驻扎的时候，首先要找到水喝。在高原或者沙漠里面，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找水？就是先挖一个一丈见方的大坑，把艾草放到坑里面烧。烧到一定时候，再派人去注意观察四周远一点的地方。时间不久，就会看到有些地方冒出烟来。于是就在冒烟之处打井，饮水的问题就解决了。什么地方冒烟，就是什么地方是地｜穴了。
再者，很多山里面都有洞｜穴，洞｜穴里面都有水。如果按照类象来讲，这就表明，地球也要吐纳，也要呼吸，跟人也是相应的。这个出气的地方也称之为“｜穴”。古人有很多种找｜穴的方法。春季，看地上哪个位置的草长得最早，最旺；夏季，下雨的时候，看哪个地方会冒气；秋季，要寻找群体植物中凋零最慢的地方；冬季，要看哪里的地面是最温暖的。如果有降雪，要注意观察哪个具体地点的雪是最先融化的。通过一年四季的观察之后，就能基本判定出哪里是真正的“｜穴”了。
此外，在沙漠里，有些湖泊是受地气的影响而自己能够去搬家，就像很大的一个球一样，能够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停稳。想一想，这是十分奇妙的事情，但它的奇妙，无非还是气的运行，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生作用。天地之间，天地人之间，地理之山泽之间，总是有气相通。
中医讲究望气，其实也就是一种哲学实用化。也就是说，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根据无处不在的气来望到一切。易经大师们想要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北宋五子之一的邵康节，在洛阳与朋友散步时，发现杜鹃花提前开放了，便说：地气从南向北来，这是天下将乱的开始。如果地气自北向南，则天下将治。不久，从南方来的王安石任宰相，并提拔了一大批人。不久，王安石的变法引得朝野一片混乱。这就印证了邵康节的判断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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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对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上为《大易识阶》米鸿宾的主要观点，但《开启中医之门》的作者李阳波则很不满意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合一观，他解释说：董提出这个观念主要是讲天的情况与人的情况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的支配。所以，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天与万物、与人的这种生理状态的合一，而不是天与人的社会结构的合一。为了作出这样一个划分，李阳波就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有关社会观的这一部分划出去，而保留其谈生物的部分，并且径直把它称为“宇宙生物观”。 因为中医是研究天、地、人之间的术数转换变化关系的一门学问。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就已把中医小了一截。李阳波同时认为钱学森也看到了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些情况，从一些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潜力，看到了人天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所以也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而改作了“人天观”。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
《管子？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说的就是将水比喻为同人的筋脉一样。除了将河流比喻为筋脉之外，自然界中其它的也是和人体一一对应的——山为骨骼，土为肌肉，植物为毛发，石油为骨髓，山川中的孔｜穴为人身之九窍。九窍为二耳、二目、二鼻、一口、一前阴、一后阴。山川中的孔｜穴是用来交换地气的，起到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而人的体窍也具有这个功能。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齿嚼五谷杂粮以养身立命；大地以高山为齿，食纳阴阳之气而为生。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天有九重，人有九孔；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有二十四根肋骨；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四季有五行，人有五官、五脏、五声、五指……如果继续罗列，这种对应比附关系可谓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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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很多人不知悉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以为真的说的就是能看得见的阴阳，或是金木水火土。其实，阴阳五行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比拟附象，即类象。它们不是具体的物质所属，而是属性划分。这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秘所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很明显，五行指的就是天地之气的运行。
阴阳和五行是“气”的基本运动规律。五行之“气”一出，阴阳功能当下即得到落实——阴阳之气处在生的状态为木，处在长的状态为火，处在收的状态为金，处在藏的状态为水，生长收藏的转化过程为土，这些都靠土来实现。于是，五行由具体的五种物质的原意，升华到五种气的运动形式的高度，由形而下上升至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即由“器”上升至“道”。
五行的排序在历史上共有八种。我们现在常说的金木水火土的排序，是依照战国晚期的阴阳家邹衍之说而来（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取排序相同）；同时，邹衍也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用阴阳、五行为说者（详见《汉书？艺文志》）。史上第一次申明五行之间生克关系的著作是《国语？郑语》，其言：“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而表明了五行已糅合在一起，发生了内在的生克关系。值得探讨与求证的是，五行的定义与使用在《易经》中却没有任何体现——《易经》只言阴阳不言五行。而五行、五音、五味、五臭等的具体分类最早见于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
五行中，“五”是数词，“行”是动词。行是作用、过程及其变化。《说文解字》释“行，人之步趋也”，也就是迈步行走的意思，进而可引申为行动、运行、运动。类似的说明有很多，如“天地动静，五行迁复”（《素问？五运行大论》）；北宋邵伯温云：“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谓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间者也”；明代大儒来知德亦说，阴阳“二气交感，生成万物者，流行也”……因此，行而不止、循环往复为五行。由此可见，气运是不断变化的。
五行是流行，是五种静态元素在不停作用。
易学的中流在五行，五行接本末。五行在脏腑，本末在四肢（人身有生机之处，唯有五脏六腑）。因为五行在中流，不会逆流而上，只会往下走，故五行只通根本，不通源头。
源清流浊，吃下的是好的，顺流而下后排出来的都是脏的。
真正清楚理解了阴阳五行的大义，就能够做到源远流长。
和而不同
“和”为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在古汉语中，“和”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一帮”为“同”）。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在“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广韵》）和 “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新书？道术》）中，“和”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基于“和”的本义，庄子把“太和万物”作为他的最高理想。
有“和”就有“不同”。据《左传》和《国语》记载，齐国的大臣晏婴，有一次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