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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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进了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董事会成员。虽然AIG　刚刚上市四年时间，但这种极不正规的做法还是让格林伯格忍不住冲曼顿大发雷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居然敢在我开会的时候把一名新员工带进来？”曼顿似乎并不在意，但毫无疑问，这声大吼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几个月后，格林伯格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开始跟我讨论中国的情势。“随着尼克松的出访，中国会逐渐敞开大门，”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受到邀请。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公司。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离开格林伯格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忍不住想：他是说希望AIG　是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保险公司吗？或者是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公司？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通过所有渠道来得到中国的邀请函。在当时，帮助美国公司前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几年之内，它开始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服务行业之一。
　　几经波折，我选择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家银行正在与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斯坦利·拉曼（Stanley　Lubman）　一起为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提供服务。当时负责该业务的是肯·摩尔斯（Ken　Morse）　，他很快就帮助戴维·洛克菲勒进入了中国。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给格林伯格写了一份计划书，建议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建立合作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话题做大，要大谈加强合作将会如何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可糟糕的是，我们居然把整份计划书交给了我们在纽约的几名员工翻译。
　　斯坦利当时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准备把建议呈交给北京政府，可就在中途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份翻译文件完全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让AIG　无法获得邀请——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目标滞后很多年。虽然我们的员工用的是中文，但是却不是当时中国所用的现代中文。他举了个例子：按照简体中文的说法，文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会被理解成“美国国际派系”。于是斯坦利在香港专门请人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然后又重返中国，并把计划书呈交给中国政府。随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斯坦和
　　肯经常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了解进展情况，但对方总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丝曙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汉克，还有所有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确定了访问日期。我也对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感到兴奋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我刻意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努力不让汉克发现我有多失望。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汉克还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他只准备带那些跟中国相关的人前往（　我明白为什么要带巴克；不过虽然我非常尊重也很喜欢吉米，可我不明白他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吉米年事已高。汉克接着说道，“你还很年轻，今后会有足够多的机会。”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全球大捷（2）
但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怒火已经平息了。虽然他并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感谢我帮助公司拿到了邀请，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非常赞赏（　虽然我知道，当我通过大通和拉曼设法接触中国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利用自己的关系设法打通前往中国的通道，而且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不管怎么说，我并不值得为此牺牲我的前途。
　　第一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一家外国公司建立合作，AIG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这份工作交给了巴克·弗里曼来完成。他们找到了一位破旧的打字机，汉克站在巴克的一边不停地提建议，吉米·曼顿站在巴克的另一边。我至今也不清楚巴克到底是否会打字。总而言之，后来这份备忘录被翻译成了中文，作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弗里曼至今还记得，那份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AIG　将会继续讨论建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
　　1980　年，我访问中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跟一群同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坦白说，这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旅行，但它却可以让我更加了解一个即将与AIG　建立关系的国家。三个星期并不短，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务，我向汉克告别，并在出发之前接到了他的送别电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在AIG　，旅行和其他类似的活动本身就是酬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5　年的AIG　中国之旅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汉克无数次前往中国，并最终帮助AIG　再次成为在中国境内经营最好的外国保险公司。1975　年，就在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PICC　的宋国华和其他官员跟格林伯格进行多次会谈。到了1980　年，双方的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商谈双方在百慕大组建中美保险有限公司（China　America　Insurance　pany；　Ltd。；）　的股东协议，这也是PICC　跟外国保险公司第一次建立伙伴关系。1985　年上半年，中美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
　　当然，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打个比方，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理赔金额太高了，所以希望AIG　能够为他们承担更多的再保险，希望AIG　能够出于“合作和友谊”对他们提供更多帮助。不用说，汉克果断地表示拒绝。
　　1992　年，在汉克第一次访问中国17　年之后，友邦人寿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个外国人寿保险执照。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保险公司的唯一一张执照。如今AIG　在中国的八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整个中国（　包括香港）　每年为AIG　带来13　亿美元的收入，虽然这只占到了AIG　年度总收入的2％，但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每五年都会增加四倍，所以AIG　在该市场上的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为了拿到这张执照，AIG　对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盈余预测，AIG　是不会这么做的。前不久我问小弗里曼中国政府能够接受AIG　是否真的像AIG　内部所流传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坚持付清了所有的赔偿，而如今当初很多在史带上海公司工作的人都成了PICC　的员工。”小弗里曼说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PICC　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又一个AIG　神话破灭了。
　　事实上，AIG　在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的坚持不懈。AIG　内部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AIG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格林伯格”（All　Is　Greenberg）　的首字母缩写——AIG　的中国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林伯格，跟尼尔·史带一样，也对中国抱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他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格林伯格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经为上海市长担任顾问，并且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商业领袖顾问委员会。此外汉克还带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修建了上海中心，也就是今天的丽兹·卡尔顿（Ritz…Carlton）　酒店。酒店落成之后，上海中心曾经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建筑物。他还授意史带基金会资助上海的一家儿童医院（　幸运的是，AIG　不仅能够以创始人的名义建立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而且能够指挥该基金会继续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在格林伯格为中国提供过的所有帮助当中，其中最有创造力的一次就是他让史带基金会从巴黎的一位文物商人那里收购了北京颐和园的雕花大门，并将其赠送给了中国政府。他还让AIG　帮助资助了上海的一项

全球大捷（3）
大规模的民用和商用房地产开发项目。最后，格林伯格还积极地帮助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最终于2001　年加入了该组织。但他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2001　年，就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美国政府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在给中国总理朱ā基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据说###总理在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刻叫来自己的高级贸易代表，告诉对方，“我永远、永远都不要见这个老头子了。”
　　可没过一个小时，朱总理就改变主意了。他意识到格林伯格其实拥有很大的权力。于是他就派龙永图前往一家AIG　拥有部分产权的酒店的“格林伯格套房”，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给予格林伯格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道，“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我前不久曾问格林伯格他为什么要在中国投入那么多时间。难道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历史以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他的回答带有一点为自己辩解的味道：“并没有对中国投入太多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　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我相信，跟史带一样，格林伯格也对中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只不过他的感情比较内敛。鉴于格林伯格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后来决定授予他马可波罗奖（Marco　Polo　Award）　，虽然是在格林伯格和美国司法机构对抗的期间，但他还是前往中国接受了这一奖项。在中国期间，格林伯格住在中国的国宾馆。回到美国之后，他被迫辞去了主席的职位。在他2005　年10　月20　日为《华尔街日报》（　也就是他离开AIG　五个月之后）　写的一篇社论当中，格林伯格提醒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耐心要比压力更加有效。”AIG　曾经为了一张营业执照足足等了17　年，这无疑需要巨大的耐心，尤其是对汉克·格林伯格来说更是如此。在其他国家也遇到类似困难的时候，AIG　所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无论对于格林伯格还是对于AIG　，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在中国所建立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关于格林伯格和AIG　的新CEO　马丁·萨利文共同出席的一次会议的报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热情地围在格林伯格身边，完全把萨利文一个人丢在了一旁。毕竟，中国人用了30　年时间来跟格林伯格打交道，他们不会轻易地抛弃这份感情。即便是在离开AIG　之后，格林伯格仍然跟中国的许多官员们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保有许多荣誉职位，比如他现在的身份是史带公司的总裁，而不再是AIG　主席。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我认识了施罗德（Schroeder）　银行主席——AIG　董事杰克·霍威尔（Jack　Howell）　。杰克对我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