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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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低价但却不被采纳，处事不公；另外，当时英国正在申请加入欧共体，法国方面警告说，他们会采取对英国不利的立场，请英国慎重考虑。后来，港英政府拿出法国公司以往的业务记录，并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国公司这才知难而退，由我们承建……”
“有荣”竞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华资建筑公司在香港参与竞投重大工程的第一次；而且是旗开得胜，一矢中的，开华资建筑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河，故而引人瞩目，轰动一时。
以承包方式兴建工程
霍英东继续说：“外国公司前来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亏蚀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司职员开支过大，建筑工人过多、薪金过高，以致成本上升，影响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首脑部门要雇用70个法国人。整个工程亿元。但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同住宿等各项费用需耗去万元，70个人便花费100多万元。管理人员的开支如此庞大，如何不亏蚀？其实，也不需这么多人的，我们只需几个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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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2）
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何以几个人就能管理？霍英东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下来以后，就用承包的办法再分散包给其它公司和工程队；至于管理人员，则只是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监管，以及协调其它公司和工程队的工作。
霍英东认为，把工程再分包给别人，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及其开支，而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各项成本，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从而确保盈利。
何以兴建重大工程一定要承包给别人？霍英东解释说：“承包给别人当然好，道理很简单，以挖泥来说，山上挖1立方米的泥送入运输车，山泥是整块的，但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立方米，要加3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加3，也可能加到5。一斗原为1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立方米了，送三车就是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立方米就不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糊。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5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
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亿加仑的水塘，大大舒缓了香港用水
紧张的问题。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高质量圆满完工，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年完成。
大搞工程乃迫于无奈
在香港，霍英东的生意主要有三方面：地产、海沙供应和工程建筑。这三种生意都是在50年代开始经营的，当中以工程承建稍晚一些，始于50年代后期。其中，地产和淘沙生意广为人知，而工程生意，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
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都是填海造港、疏通河道、挖深海床、排水排污、街道隧道等市政设施工程，与香港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船湾淡水湖，“有荣”在香港承建的大大小小工程，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1962年之前，“有荣”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在第16章中已有所述及：之后所承建的工程，则主要有——
1963年
红石勘第二期填海海石勘工程
油塘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秀茂坪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1964年
中环填海第二、四期挖泥、海〓和泵房工程
柴湾第一期填海海〓工程
通往沙田隧道道路工程
狮子山隧道通理工程
1965年
坚尼地城海〓工程
油麻地政府船坞码头及排路建造工程
湾仔填海区第一期海〓、码头和泵房工程
1966年
湾仔第二期填海工程
宝马山水库水坝及贮水池工程
1967年
铜锣湾道路及天桥工程
红山贮水库及滤水工程
1969年
大角咀渡轮码头工程
官塘渡海小轮码头工程
青山水厂和青山供水站工程
1970年
荔枝角食水处理站工程
……之后，在1972年和1977年，“有荣”还承建其它一些市政工程。在香港，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可能是兴建最多填海开港之类工程的公司。
当我在采访中得知“有荣”承建那么多市政工程时，最初有些不理解：港府长期歧视霍英东，在海军船坞和星光行事件中曾表现出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那为何又把这么多工程给他做？
就此事，我问过与霍英东私交甚深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他解释说：“港府只是在地产方面卡他，因地产能赚大钱。但工程就未必赚钱，很多是亏本的，尤其是那些大工程，谁敢做？淡水湖其实是没人敢做的。”
此后，我又问过霍英东：“淡水湖工程是否有钱赚？其它工程是否有钱赚？”
他答道：“淡水湖工程，其实是没钱赚的。做工程的，怎么能有钱赚呢？”
“没钱赚，为什么做了一宗又一宗？”我又问。
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
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3）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
“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怎么办？’一提起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1）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