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 批判-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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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战争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货币战争》颠倒和混淆了许多基本的概念及常识，其中就包括战争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一般来说，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表现形式，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或维护。市场竞争则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产品的供求关系、改变资源配置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不同、竞争方式各异，所得出的最后结果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战争是以暴力方式在政治组织之间的零和博弈，而市场竞争则是以价格机制在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一般来说，战争的预期往往是对抗的一方吃掉另一方，是财富的浪费或毁灭；而市场竞争既有零和博弈也有多赢博弈。它可以是一方市场的扩大另一方市场的缩小，也可以是竞争双方的市场扩大，实现多赢。市场竞争是财富创造或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仅是市场竞争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市场竞争的全部，更不是市场竞争的核心。
《货币战争》以战争来代替市场竞争，把观察的角度放在一个十分狭隘的空间里，而且忽视整个现实世界的存在。这样来看世界，肯定是不真实的或片面的。在《货币战争》的阴谋论下，不仅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国际银行家阴谋操弄的结果，而且任何个人、组织及政府财富的获得与分配都出自权谋的操纵。也就是说，《货币战争》的基本教义就是宣传个人如何一夜暴富。而实现暴富的方式，就是寻找与权力接近的机会，与权力建立关系，然后通过权力来掠夺财富。表面上，该书对国际银行家的“剪羊毛”式的掠夺恨之入骨，但实际上从该书的主旨来看，就是告诉读者如何通过权谋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否则，个人根本没有财富增长的途径。
如果以《货币战争》的战争及权谋观念来观察历史上的战争，我们既无法认识战争基本特性，也无法找到化解战争的办法。如果人类历史演进、金融市场运作、正式组织产生等仅是战争和权谋的结果，那么社会财富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规则（权谋）来获得与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社会运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或法治。如果这样的东西成了社会流行意识、知识及价值，成了决策者认真对待的政策建议，问题就严重了。
杰克逊的“宠物银行”（1）
从19世纪20年代起，贯穿19世纪下半叶，美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种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联邦银行法律法规的限制，同时，这种发展也带来了独立银行的猛增。
安德鲁？杰克逊及其追随者坚持以牺牲联邦银行体系换取州银行和个人银行势力的强化。他们坚信放开银行业，“使之进行最充分的自由竞争，社会各阶层都会从中受益”。这种思想支配了杰克逊的行动，导致了联邦银行体系的衰亡。
1832年，杰克逊击败亨利？克莱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完成了对美国国民银行体系的肢解。次年，财政部长罗杰？B坦尼（Roger B Taney）在杰克逊的授意下，将联邦存款转出了第二银行，有选择性地存放到了“政治上亲密的”一些州银行中。由于受到了偏袒，这些银行被称为杰克逊的“宠物银行”。杰克逊最初选择了7家私人银行存放政府存款，这些银行不仅“在政治上亲密”，而且还与杰克逊当局有直接联系。波士顿国民银行是“杰克逊派许多政治思想的沃源”，巴尔的摩银行与财政部长坦尼利害相关。杰克逊当局不仅在金融上受益，还对“宠物银行”的创立而深感满意。随着“宠物银行”的日益受宠，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出第二银行，到1833年底，已有32家宠物银行，到183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0家。
不过，宠物银行的使用与增长在国会引发了强烈辩论，亨利？克莱反对杰克逊偏袒州银行，甚至要求杰克逊对其联邦资金转移行为作民意调查。虽然参议院起初申斥了杰克逊的行为，但还是决定在档案中隐去该项调查。州银行继续发展，到1837年，根据“自由银行”法案，州银行开始自行发行纸币。
伴随着州银行发展的是联邦银行体系的衰弱，美国进入了“自由银行”时代。其特征在于任何满足最低标准的团体和个人均可申请经营银行业。在此期间，各州建立了初步的、必要的银行业安全措施，大体上保证了发行货币的可靠性；此后，就大开其门，放任州银行的泛滥。除鼓励设立银行之外，法令还准许承认在其他州成立的银行，这就大大地便利了跨州银行业的发展。密歇根州和纽约州首当其冲地通过了这些所谓“自由银行”的法令，其他各州迅即仿效。自由银行法允许有足够资金的任何人都可以建立银行，提供银行服务。最低资本金一般要求为10万美元，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并且，各州的办事手续也大大简化。如此轻松即可创办银行，被称为“又一个独立宣言”。然而，草率地创办银行导致诈骗猖獗，银行业务品质低劣。
诈骗猖獗和银行业务品质低劣增加了本已紊乱的银行业的不确定性。大家很快就意识到，盲目、狂热创办银行的无相关经验的企业家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在自由银行法令实施的第1年，密歇根州有40家银行开业，年底即全部面临破产，努力寻求重组，争取生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各州也大范围蔓延。此后的20年间，在银行开张、关门的同时，各州也在不停地颁布、废止和修订着自由银行法令。州银行业的不稳定性迫使各州修订法令和法定防范措施，各行其是的做法导致了各州法令出现了差异。尽管自由银行法令最初是力图借助方便跨州银行业而凝聚整个国家，但却最终增加了各州银行法令间的差异，并且还在国家层次上惹出麻烦。
杰克逊的“宠物银行”（2）
随着州银行业的发展，联邦更少地涉足银行体系。国民银行已不复存在，美国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发展的。虽然，如上所述，银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国家经济的严重波动阻碍了坚固经济基础的建立。1837年，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
1837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如上所述，联邦政府将联邦资金存入了州银行，1836年12月，财政部长莱威？伍德布利（Levi Woodbury）报告说，“为防止货币市场上出现不必要的混乱和压力，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不过，这种“最大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贵金属的这种分布状况引发了“资金与贸易自然过程的反向流动”。“为促进公共土地销售，贵金属人为地向西流动；但在东部，1837恐慌之前的‘相互信任时期’期间的‘过度交易’和日益增加的信贷需求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因而急需贵金属准备。”尽管政府极力鼓励西进运动，并为之配备了资金充足的银行，但东北部地区的商业发展迅速，以致该地区的银行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借款需求，因为，他们的贵金属储备太低了。
除州银行对联邦存款的管理不善之外，对外贸易也进一步损害了萧条的经济。正如彼得？泰明（Peter Temin）所说，“美国（1834年到1837年间的）通货膨胀……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东方贸易的变化和英国的资本输入”。英国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增加了贵金属储备，增加了“贵金属与货币之比，储备与存款之比”从而“引发了货币存量下降”。与此同时，美国还遭受着对华贸易赤字，耗尽了美国的贵金属。起初，这两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相互抵消。然而，不久之后，在1936—1937年间，欧洲的贵金属流入下降，美国银行被迫暂停贵金属支付以保持货币比率的稳定。可用资本的减少恶化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
此外，联邦政府还缺乏对经济形势的集中管理。杰克逊总统肢解了国民银行体系，州银行只有自行其是，各州不得不自行管理贵金属的非自然增减和资本价值的变化。1837年危机严重地削弱了州银行，即便是最强健的银行也不例外。19世纪30年代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也未能渡过这场危机，美国最大银行的破产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如同政治自身一样，国家恐慌也会造就临时伙伴，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破产前不久，先前就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涉足银行业问题而相互对立的批评家们开始站到一起，寻求银行管理和银行稳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双方的合作催生了独立财政法案。
到1840年，先前支持“宠物银行”的人士加入了赞成独立财政人士的阵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独立财政法案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创立了独立的财政，以便更好地管理国家经济，并将货币政策的管理当作其唯一目标。尽管由于反对创立中央银行的辉戈党控制了国会，于1841年废止了这项法案，但在1846年又得以恢复。联邦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强烈支持创立联邦银行，在他的一生中，为国民银行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强烈支持独立财政法案。再加上他在美国金融界非常有影响力，还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在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手下做了13年的财政部长，担任过纽约市国民银行行长，创立了纽约大学。他的观点备受尊重，也正是他的努力带动了美国银行业的集中管理。加勒廷认为，对于国家整体福利而言，国民银行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有着加勒廷的支持，许多美国人也同样信奉集中的银行业会有益于美国经济，可是，一撮狂热的政治家却进行了阻挠。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James Polk）尽其游说、施压等所能，通过国会恢复了独立财政法案。法案的恢复不仅重建了独立财政，还修改和扩大了财政部的权力。新财政法案一旦生效，就会启动美国银行业回归国有。财政部建立起一系列的二级国库，不再依赖杰克逊的“宠物银行”。这一朝向统一银行体系的积极举措也增添了财政部的职责，除监督国家货币体系外，财政部还要独立开展银行业务，并不借助于国民银行或中央银行的协作。然而，这部法案并未带来希望之中的经济稳定。19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西进继续着自己的增长，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增加了西部各州的财富和贸易，对银行业的需求也同时增加。因为州银行一直自行发行货币，纸币的不同给伪币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出乎当初规划财政部责任时之意料。到50年代，上千种真真假假的纸币都在流通，独立银行家和商人已无力承担本已艰难的维持一个稳定货币体系的任务。
美国经济从1837年恐慌复苏之后，银行业的波动还在继续。铁路迅速增长引领的交通业的大发展催生了国家团结的意识，后者又继而促进了州际贸易。然而，30年代铁路的迅速增长及其带动的投资削弱了东部银行。受铁路大发展的影响，因“过度投机”而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