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逻辑-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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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成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如果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全民大讨论，那准完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一开始确实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者。任何一个组织在变革的时代，这个组织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那就不能叫变革了。
龙希成：这同样需要校长有特别的判断力，能择善而从，不被舆论左右。
张维迎：这个在中国与国外也不一样。在国外，校长要推进改革，他是坚定不移的，可以听你的意见，可能有些地方要做些修补，但该推的还是要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大家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当某一个改革措施有人反对就不去做，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达到全民一致。国外有国外的机制，比如说公民公决。但即使全民公决也规定，51％的人同意就行了，另外49％的人再反对，照样往前走。要100％的人同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我们这次改革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但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利益，要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包括说的每句话让每一个人都舒服，那不可能。
龙希成：这次讨论中，似乎文史领域的人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张维迎：我想这也许跟学科的特点有关。北大的理工科，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接轨的比较近一些；而人文学科特殊性较多一点，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我相信，有些批评者过分夸大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必须要有科学基础。坦率地讲，有些反对的声音，真不好回答。因为我们讨论问题总得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果你不承认这些共识，你从这儿抓一句话，从那儿抓一句话，然后批评，那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略微展开一点谈的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思考社会变革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思考。我想首先他得对得起历史，十年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说的话究竟是不是出于公共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我们通常强调他对社会的批判性，这是对的，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却往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你批判不能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应当为了完成历史与社会目标。你批判一个东西不行当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负责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
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历史与社会责任感在面对重大改革时更是重要。这是因为，批评现有制度，你可以不提出建设性的东西来，你批判的目的就是促其改革；但你批评一个改革措施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这是我的看法。
龙希成：如果北大主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会怎么样？比如设立“北大高等研究院”；像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似乎都是增量改革成功的经验，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张维迎：其实我们这次引入竞争也是增量改革。你看所有的教授都不动，这本来就是增量的问题，但是我讲过，完全的增量改革，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回旋的余地。完全的增量改革达不到改革的目的，20年北大都改不过来。
赵晓：是因为前面说的“坑”都占满了。
张维迎：是这样。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量推进增量改革，包括学校采取好多的措施，让不适合当教授的人转岗。所以我说这次改革根本谈不上是“休克疗法”，只是小跑步小修补。没有哪个改革比这个更温和的了，除非不改革。我知道反倒有一些学校搞了“就地卧倒”，那可是激烈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北大拥有最好的教师队伍，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保证学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并提高教授在学校决策当中的权力。我们的目的都是往这上面靠。我看不出任何改革与这些目标相悖并损害这些目标的。
事实上，北大很多人的讲话都很让我感动。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讲师说：“假使三年之后、六年之后，我必须离开，我也认为值得。因为这是我来北大的目的，因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北大呆得住，这才是我想去的北大。如果最后证明我不优秀，我宁可自己离开。我不愿意去一个不尊重学术地位、拉帮结派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给我正教授地位，我也不去。”这样的话你感动不感动？
赵晓：感动。不过，要拿到Tenure这个“铁饭碗”要付出很多，可不是随便给你的。
张维迎：没错，那是你争来的，是你做得优秀的回报。而那个时候你的腰杆就硬了，当一个人真正在这个体制下成为北大教授以后，那他说话的胆量就会大得多了。而现在好多情况下，他的位置要靠去拉关系，或者靠找人照顾才得到，那他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龙希成：面对这次大的讨论，你是否感觉到压力，或者会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而在方案中作一些折中？
张维迎：没有。
赵晓：但似乎方案二和方案一相比，还是有很大的改动。
张维迎：没有很重要的改动。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我们讲，学术标准我们只能靠程序，比如说招人，要公开招聘、公开面试、教授投票，等等。那些不优秀的人要混过这些关就很难了。如果是在过去，系主任或者院长说行就把他弄进来了，别人没有发言权。现在要增加教授的权力，我希望以后教授的权力还能增加。
但是，我刚才强调，不能什么事都是教授说了算。哪个教授能说了算？那么多的教授。行政一定要讲效率，管理一个组织不能用大民主的办法，包括校长的任命，都是这样。
赵晓：能不能估计一下，北大这次改革，实行下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受损者？
张维迎：首先，整个中国社会是受益的，国家是受益的，学生是受益的，优秀人才是受益的。受损的人有没有？有，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也许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更好的岗位。
我总讲，大学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场所，不是养老院。谁要进来，首先要看自己够不够这个资格。
好比说现在很多人谈到高考。高考有没有弊病？当然弊病很多，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谁能找出比高考更有效率的一种办法？我看找不出来。
有些人批评时爱走极端。这又回到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上来了。西方社会为什么进步？
像英国，它从12世纪开始，就发展起一种公民的基本文化和共识，就是当我们讨论任何一种公共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去讨论。你看英国所有有关税法、各种变革的争论，大家都是建立在这个平台上批评它、支持它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一举打倒，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办法。
对于改革的措施也是这样。要建设性地讨论问题，你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意见。你的替代办法是什么？我批评政府很多，但是我提建设性意见，比如我说政府不审批的话，市场自然会建立它的信誉，就是建议由市场竞争来替代政府管制。
政府和学校这一块，我想以后要建立一流大学，大学要靠自己的品牌，以对自己信誉、声誉的关注来维护它的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行政的办法去维护它的质量。
6。4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赵晓：现有改革方案主要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而外部层面，也就是国家、社会、大学这些关系的理顺上，好象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如此大学的改革会成功吗？
张维迎：这方面当然只能呼吁政府。我本人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好比说光华管理
学院1999年创办EMBA，就是一个创新，但最后国家承认了。这跟安徽小岗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一样，一开始正式制度并不接受，但最后政府方面接受了，并且推开了。所以，我的理念就是，你干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相信你最终是会被接受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目前各个大学都得有改革精神，你不能等着上边让你改你再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要你校长干什么！
北大这次改革只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迈出的一步，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必须彻底地改变，仅仅靠我们自己做这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做了。我们当然同时还期待着下一步的改革，特别是通过内部改革促使上边改革。
前面提到，改革不存在“一步到位”。中国改革突破点的选择，往往都是改革后会引起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带来新的改革的地方。比如，国企改革先改了企业自主权，结果很快发现价格制度不改不行，这就迫使我们改价格制度，价格放开以后又发现恶性竞争的问题，然后我们逐步改产权。我想大学的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理想的目标，或者看到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梦想一步到位。我们这次讨论北大改革的时as候，主要就考虑它是否有助于其他方面的改革，而我们认为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我曾经提出三个命题，并提出任何人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北大这次改革就不要搞了。第一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阻碍大学行政制度的改革；第二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学术自由；第三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教授的权力。
任何人要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这次改革就不应该进行；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我觉得所有批评意见都够不上真正反对改革的理由。
这次改革之后，势必引发一连串的改革。许多改革都涉及到配套，大学改革也不例外。大学的配套改革涉及到社会的协调问题（coordinating），如果没有这些协调，仅仅北大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我相信一点，北大改革以后，其他大学会跟着改革。一旦形成竞争以后，你要办成一个优秀的学校，靠老体制是撑不住的，一定要改革。
而这次改革以后，我自己从作为一个教授的角度讲，绝对不是想使得北大继续鹤立鸡群。中国有1000多所大学，北大、清华如果总像目前这样鹤立鸡群，其实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在这1000多所大学中间，将来跟北大、清华不相上下的至少应该达到十几二十所，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才会构建起中国一流大学的根基。
赵晓：就好比是产业集群，一个企业胜出是建立在同产业的一堆企业基础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学集群。如果没有众多的二流大学，以及十几二十几所接近国际一流的大学，北大、清华绝不会成为一流大学。
张维迎：就是！北大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它是驮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你一定要在大量的不相上下的大学之间进行竞争，中国才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就像体育比赛要有大量一流选手的竞技才能赛出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