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逻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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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社会本身在进步，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越来越要求基本的知识积累。所以，你不能因为历史上某个时代没有博士，现在也不能要求博士，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孔子大学都没上过，是不是我们干脆连大学毕业的要求都可以不要呢？这样的思维忽略了科学的进步已越来越形成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学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后来的人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再说句玩笑话，古代人连裤子都不穿，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要穿裤子呢？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套现实。华罗庚是数学大师，没有上过大学，这是事实。但今天，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成为华罗庚恐怕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再让数学家从一麻袋一麻袋的业余数学爱好者的来信中挑选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了。
龙希成：的确是这样。美国联邦党人潘恩讲过，人在小时候吃奶，难道长大以后就不能吃肉吗？
张维迎：第二，特殊人才要靠特殊手段去发现。这种特殊的手段一定要和通常的手段不太一样。但是，假如说首先没有这些通常的手段，那我们怎么去选人？每年申请到北大教书的可能有成千上万，谁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选定这些人？所以学位要求可以看做是一个初选，把范围限定到一定的程度后，选人的工作量就大大降低。至于特殊人才，他会有特殊的办法冒出来，但是特殊就得要拿出特殊的东西来看。你不能说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也会有大成就，那请拿出你的大成就来，给人去评评。如果拿不出大成就，只是嘴上认为自己有这种才能，那不行！
赵晓：制度通常是适应于一般情况的，特殊情况需采用特殊制度。
张维迎：可以这样来思考通例与特例的问题。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区分，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第二类错误是我们可能拒绝一个正确的东西。这两者都意味着犯错误。那我们就对这两个进行权衡。我们现在的办法，包括对学位的要求，可能会拒绝一些优秀的人，但是犯这个错误的可能性，远远比没有这个要求之后，接受错误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合理的。对特殊的人才，我们只能用特殊手段去选拔，但这些特殊手段也只能作为通常手段的补充而不是主流。
法律上，一种主张叫“无罪推定”。按此规则，有时候一些罪犯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罪，结果他就成了漏网之鱼。但是这个制度比“有罪推定”好。因为“有罪推定”先假定你有罪，除非你证明你无罪才会被释放。但你证明起来很困难，这样很多的人会受冤枉。相比较而言，还是“无罪推定”的制度为优。这样的智慧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通例与特例时的智慧。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可以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的智慧在于懂得去选择相对最优的制度。相比于把特例当通例的办法，北大的解决办法更优。
赵晓：看来，大学的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optimal），只能选择次优（Second Best）。
张维迎：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我们作选择，只能在几种备选方案中去选。
放弃学位要求，可能把没有学位的人选上，但是可能把很不优秀的人选得更多，代价太大。
赵晓：讨论至此，我想我们应该能同意，单纯指责一种改革方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够，你得说出备选方案更优，才有替代已有方案的可能。
张维迎：所有制度都只能针对通常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还可以通过针对特例制定专门条文的办法减少缺陷。
比如，对于特殊人才，北大方案规定，特别优秀的人可以不受学历、年限的限制破格录用、提拔。这意味着对于无博士学位的人，方案并没有一概排除在外。方案把这个写成例外，是为了在执行起来严格要求，免得把太多不合格的人选进来。
你说你就是只有小学毕业的钱穆，那很好啊！我相信钱穆按现在的改革方案，一定能当北大教授。但是，有太多的人以为自己是钱穆了。遗憾得很，钱穆在一个小学校教书，都能做出那么伟大的成就，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那么多年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那你有什么资格跟钱先生攀比？
第四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三）”，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23日。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
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队伍的水平有关。古人言“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学术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与学术规范和学者的水平有关。如果没有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一般来说，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
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建立的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术评价只能是同行评价，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
4。1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赵晓：终身教职看来是不能随便给的。实际上，它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是激励机制，即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也就是说，你只有表现得特别优秀，才能获得这个终身教职。
张维迎：事实上，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终身教职并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为了“
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终身教职加上“末位淘汰制度”，更重要是可使在位的人有可能去选最优秀的人，否则人人都搞“武大郎开店”，没有人愿费心去选优秀的人来。特别是当他招来的人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时，他就更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比他更优秀的人。
事实上，有权在招聘和晋升中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终身教授，不可能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人。这是法律上的“回避原则”的一个应用。这个话反过来说，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终身教授，他才有积极性和有压力招来优秀的人，才能保证学校不断地新陈代谢。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合理的大学制度安排。
赵晓：也就是说，大学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使得在位者选人的激励和学校的目标一致起来，才能保证达到大学的目标。但你已经提到了“学术自由”，也就是终身教职可避免教师不受政治影响的角度。学术自由的考虑也很重要吧。选优秀人才与保障优秀人才的学术自由这两个在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张维迎：选人更重要。保证选上优秀的人才，保证选人的人不“武大郎开店”，这是最重要的。
赵晓：那保证学术自由呢？
张维迎：学术自由很重要。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过去都是铁饭碗，甚至全社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铁饭碗，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甚至谈不上有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很显然的一点，并非位置终身了就会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但不要把现在讲的“终身教职”与“铁饭碗”等同，前者是给合格者的特权（privilege），后者是每个人的权利（rights）］。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中国人的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很惊讶，怎么会来自自身限制呢？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你们能够想像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部分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表明，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太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
那么从学校来讲，我们怎样来创造一个制度保证学术自由呢？“Tenuretrack”的制度是一个方面。当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他相左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
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