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我来生还给您当儿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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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选择了参军。
放学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娘。娘感到相当突然。娘沉思了一会，猛然忿忿不平的说：“你当兵？你能当上兵？你也不看你那个样！你要是能当上兵，我吗，我大笑三声！”
后来，我怎么也不理解娘为什么这样说我。好象我连去死都没人要都不够资格似的！
再后来，我理解了。
娘深知战争的残酷，娘深知战争的无情和后果的无奈。娘与断了一只胳膊的父亲生活了几十年，对战争已是深恶痛绝了。
她的儿子突然提出要走父亲的路，她预感了她还可能还将接受更大的打击。她不舍，她不甘心，她的心在流血，她不愿接受她无法承受的打击。所以，她要用最不好听的语言来阻止儿子的不理智行为。
但是，毕竟二者必居其一啊！娘开始心事重重了。她开始少言寡语了，洗起被子来经常乱了程序，打了两遍肥皂漂净以后又打了肥皂。
已经是10岁的妹妹经常提醒娘，说娘脑子也有不好使的时候，经常招来娘的白眼和一顿臭骂。
我当兵的事依然按照程序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着。严格的体检，严格的政治审查，工人宣传队意见，学校革命委员会意见，接兵人的意见，县直人武部意见，县人武部审批决定。据后来得到的情况，对我的去路选择很不顺利，颇是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残军人的后代，在学校学习成绩好，表现好，属于“又红又专”类型，是难得的优秀人选。所以，先是决定我去齐齐哈尔当武警，后又决定我去镇江当装甲兵 ，再又决定我去辽宁义县当野战步兵，最后终于被二炮带兵的抢了去。
当时，所有带兵的人都没有理由和第二炮兵抢兵源。因为二炮是保密部队，对“又红又专”人才有优先选择资格，就象今天的高考，清华北大有居高临下选择权一样。
1972年12月3日上午，我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我的课桌，我的同学，我的教室，我的各位老师，我的操场，我的学校，早早地回到了家。
娘看到我这么早就放学了，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泪水早已溢出娘的眼眶，娘哭了，哭的很悲切，很伤心，任凭泪水顺着脸庞流到胸前，滴落到地面上。
我也哭了。
我把红色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从书包里慢慢的掏出来，立正姿势，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娘。
娘无声的接过那张纸，完全忘记她要大笑三声的赌气话了，大滴的泪水把通知书染成了星星点点的暗红色。
家里就我和娘两个人。
天地间仿佛凝固成了一体。
我和娘就这样一直泪眼对泪眼，模糊的眼神久久不离。我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滋味。可能一个小时，也可能两个小时，娘终于说话了。娘说：“到部队好好干，听领导话，争取入党，争取提干，不要和人家打架。你要和人家打架，娘要知道了，还得打你，知道吗？”我一个劲的点头，完全忘记我的小本上娘打我的记录，完全忘记长大后我要对娘以牙还牙的誓言。
“娘要去送你，你同意吗？”娘平生第一次向自己的儿子请求着。
我无声地坚决的摇了摇头。
娘无声地推开她自己的房门，轻轻的掩上，一个人继续轻轻地哭。
1972年12月4日，我离开家门到县委党校集中，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领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天中午，第一次吃到大盆的红烧猪肉，第一次吃到带有苏打水的大馍。我一口气吃了5个大馍，终于体会到了吃饱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美妙！当时萦绕在大脑的就是四个字，叫做“酣畅淋漓”。当时规定我们不准再回家了，有事要请假，不准擅自出去不然就要受处分。
同学们成群结队的来看我，目光都是慕慕的。
父亲和弟弟妹妹也来了，目光却是茫然的依依不舍的那种。父亲拿出一个绿色的塑料肥皂盒，说，这是你娘给你买的，留你洗衣裳用。你娘还说，她不来送你了，怕她忍不住掉眼泪，对你影响不好。我一边听着，一边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的心在哭。
1972年12月6日早晨，我乘座草绿色军用卡车，在人们的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告别声中，离开了这个生活了18个年头的小县城。我站在车厢的最后面，目光急促的在人群中搜寻着，我看到了这个同学的父母，那个同学的弟弟或妹妹，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同学熟悉的脸庞，但是，我没看到我的娘……
过了好多年，有次我问娘，我当兵离开家那天，你真的没来送我吗？娘笑着说，憨孩子，娘那天一大清早就到县委党校门口了，亲眼看着你站队，看你上车，看你傻呼呼地乱看，娘就知道你在找娘。满大街这么多人，娘差点喊出了声，娘那天没哭，真的没哭，孩子参军了，长大了，该离开娘了，能对国家有用了，娘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娘哪能哭呢？娘那天感觉光荣，有面子，亲戚邻居，老师同学，都对我道喜呢！
离开家两天后，我到了河南省卢氏县一个叫麻家湾的小山村，开始了新兵连的集训。三个月后，分配到了安装连，睡了一夜，又被调到了特务连，在测绘排里干了一年多，被抽到团司令部工程股帮忙，后又到军部工程处帮忙半年左右，最后又回到测绘排。
我无论怎么苦干，也没能入上党，更没有提干的希望，因为我文化偏高，在那个近200人的加强连里显得尤其突出，尽管我只是一个没拥有多少实际知识的高中生，但在大家的高调评价声浪中，我变的清高，孤傲，刚愎自用，再加上经常到团部军部去帮忙，就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了。最后发展到经常和大个头的战友打架，打不过人家就操枪拼刺刀，有时还真的端着上了子弹的枪撒野，很多次差点出了人命。有次，差点把和我一个县的一个姓崔的大个子一拳打死，幸亏抢救过来了。
3年的服役期终于满了，因为我太张狂，极力主张测绘兵苦练业务技能，因为当时全军正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的风口浪尖上，全军都在找靶子，团里很自然就把我树为批判对象——一个坚决走白专道路的反面典型。
结论是服役期满了就要退伍。
司令部工程股的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参谋们技术员们甚至股长副参谋长都在极力挽留极力拯救我，但参谋长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是团党委的决定，是命令！
于是，我又一次面临生死离别。
我记得当时在司令部院里大声嚎叫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后，就大踏步离开了我的工作间。
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箱子书，一头挑着被包，一身退了色的去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张黄乎乎的营养十分缺乏的脸，一头白了十分之一左右的乱头发，出现在娘的面前。
3年多不见，娘老了许多，其实，那时的娘也才40岁多一点，生活的艰辛折磨着娘，使娘过早的走向衰老了。
看着离别3年多的儿子，听着儿子遭遇的诉说，娘无声地流出了眼泪。自此以后，娘开始了无声的叹息，经常的叹息。我知道，我对不起娘，让娘失望了。那时候，当兵几年，没入党，没提干，是很丢面子很难面对亲邻的事情。娘的脾气变的特别的坏，非常看不起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她这个非常不争气的儿子呢，也非常看不起这个对自己帮不上任何忙的穷家。在那个荒芜人烟的野山沟里横冲直闯几年的连严厉的军队纪律也约束不了的一个官场失意的退伍战士，在回到家里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经常他妈的他妈的骂人，出口就是操，就是他妈的，就是鬼儿子之类的脏话。
受过美国文明洗礼的娘再也不能容忍儿子满口的污言秽语了。
有天我在恣意地骂人时，娘出其不意的狠很地打了我一巴掌。我一下子被打懵了，突然失去了理智，下意识的一个简单的缠腕动作，把娘摔倒在地。看到倒下去的人是娘，我头脑猛然清醒过来了，连忙把娘抱起来，拿起娘的手，狠很地打着我的脸。
好一会，娘用力抽回手，轻轻的抚摩着我发烫的脸颊，怯怯地说，娘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娘说话算数。孩子大了。再说，娘也打不过你了。你当了几年兵，怎么学得这么野了呢？啊？你把你娘身上打疼了你可知道？我没让娘说完就给娘跪下了，抱着娘的双膝放声的大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娘的暴打还了手，也是娘最后一次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每次想起对娘的无礼，心里就如刀割般的疼痛。我后来也经常打我的女儿。在我打女儿时，我多么希望她能还手。但是，女儿都没有还手，只是瞪圆了双眼，咬着牙和我对视。我的心态一直在寻找着平衡，至今也还没有从这种心态中解脱出来。
我上小学时，从来没和同学打过架，也不敢和人家打架。一来自己个头小，长得也单薄，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营养十分不好，没有健壮的体力；二来我只要被人家打了，不论我是否对错，娘规定一律不准还手，这是家规，回家还要如实报告，报告后还要挨打。上到初中时，同学们经常在一起学打架。我也不能脱俗。开始，我老是被打，后来，我专找个头大的练打，慢慢的，我的本领提高了。我上高中时，专心致志的学习了，看到大家练打架就主动躲开了，任凭那些女同学嘲弄我是个假女人。
六
退伍后在家呆了3个月不到，我就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选择了。
我先是被分配到县农机二厂，再又被分配到县气象局，最后被分配到了县委办公室（当时叫县委办事组），干起了服侍人的活计，职务名称说是公务员，在现在机关里被称为工勤人员，其实就是个提茶扫地的，不是象现在的公务员在人前人后可以人么狗样的。
我每天拿着大扫帚，打扫着县委大院，从松树林到办公楼，从楼梯到每间办公室门口，然后再拿着拖把，把县委书记们的办公室木地板擦洗的一尘不染。
干完这些活了，就到大街茶馆里打开水，每天双手拎着8个热水瓶，一遍又一遍的送开水。要是开大会了，就挑着两个大水桶买水，一个半天要挑两次水。
那时候年轻啊，也不觉得累。一心想着，只要我干得好，肯定能感动领导，我一个高中生，不能老是叫我挑水吧。
当时，同学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嘲弄我是下三烂，狗腿子。
我不这样看自己。
娘也不这样看我。
娘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哪个县长生来就是当县长的？哪个局长出娘肚子就当局长的？你现在要把地扫好，把水提好，当领导的眼又不瞎，还能叫你白干？娘看不会的！
娘那个时候又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了。
娘花了洗被子挣的125块钱托人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19钻的手表，亲手给我戴上。娘的这个举动我知道，娘是在时刻提醒我要我替她争气呢！
我果然下决心为自己为娘为这个没有多少希望的家庭争气了。一门心思一如既往地把院子扫干净，把地板擦干净。
不到一年，县委办公室陈主任找我谈话，给我三个月时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