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我来生还给您当儿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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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在娘的身后，忐忑不安的回到了家。进了家门，我非常自觉的拿起搓衣板，然后对着有齿的一面，直直的跪在搓衣板上，无声的准备接受娘的一顿暴打。娘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做完一连串动作后，轻声轻语地说，起来吧，别跪了，娘又没罚你。
我如大赦般的连忙爬起来，感动地顿时热泪盈眶！
现在，当我写到这里时，也是热泪盈眶啊！
娘问：“我说这几天怎么你老是说没有作业呢！怎么不上课了呢？老师呢？老师都上哪里去了？”
我如实地向娘汇报着学校里发生的一切。
娘惊讶地听完后，忿忿不平地说，不给学生上课，叫什么学校！我去找老师，找校长！然后快步离开了家门。
个把小时以后，娘失望的回来了，无力地呆坐在那个她常坐的小板凳上，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坐到该做饭时候了，就叹了一口气，心不在焉的去忙她的家务活了。
第二天早饭后，娘说，去上学吧，不上课就赶紧回家。从今天起，天天都要去，我就不信他永远不上课！于是，我就每天都去学校。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上课的迹象呢？我背着书包在学校里转悠着，看着空荡荡的操场，摸着铜铃下面的铃绳，抚着双杠，踢着单杠的腿，听着校园里间或的闹叫，然后，委屈地喊叫着，为什么不上课？为什么不叫我扒火车？为什么我就不能去见毛主席！喊累了，就失望地委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后，就拿起四年级的课本大声的朗读。
那段时间，我天天如此。那时，我是那么渴望着集体，渴望着知识，渴望着掌握知识以后的满足！
但是，我的努力没有感动学校，学校最后终于锁上了大门。我只能扒着门缝看着校门里面我曾经拥有的一切了。
过了一段时间，世道真的乱了。大街上成天都能看到头戴着纸糊高帽子的人被胳膊上戴红袖章的人 牵着赶着游街示众。县城闹市区俗名叫隅顶口，那里搭起一个木制的舞台，每天都有人被强行站在那里示众。很多人能认出示众的人。在示众的人中间，有的是县委书记，有的是文教局长，有的是卫生局长，有的是哪个公社的书记，等等，都是当官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所谓的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看不懂的文章。
有一天，我们惊讶的发现，我们实验小学的陈校长也被老师们拉到舞台子上了。我们都被同学喊去，仰着脖子看着陈校长受侮辱。
想起几个月前全体师生大会上神气十足的陈校长，几个月后却是胸前挂着大大的木制牌子，胳膊被反绑着，低着头，不敢面对他的员工和学生。
看到已经威风扫地的陈校长，我心中积聚的对校长不让我们扒火车去见毛主席的不满情绪一扫而光，心情感到十分的悲凉和迷茫！
我再也没有兴趣看热闹了，轻手轻脚地挤出了人群，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什么也没有兴趣做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郁闷非常抑郁。
娘看出了我的心思，命令我从她说这话的那天起，不准上街看批斗人，在家念书给她听。
于是，她只要有空就和我面对面坐着，我就念书给她听。
两年多时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竖排版的繁体字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被我念了好几遍啊。我念累了，娘就接着念。
娘在建国前在县城当点汪（现在的凤仪市场）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上了两年学，认了很多字，但没到学写字时共产党就把美国教士撵跑了，所以娘就一直没学会写很多字了，但朗读能力非常的好。只要看到书本，娘就精气神十足，也叫兴趣盎然吧。
我参加工作以后至今这34年里，无论到国内各地还是到缅甸的书摊，到美国大城市社区的书亭，到加拿大小城镇的书店，都要如饥似渴的浏览着各种书画，尽管洋文我看不懂，但书画的装饰、插图的精细、签名的洋洋洒洒等都紧紧的吸引着我的眼球。
娘对知识的渴求被我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也许会影响我的一生了！
四
我们娘俩也不是一直都靠念书来打发时光的。
我们首先要生存，要吃饭。要生存要吃饭当然首先要有钱。可是一家8口人仅靠父亲那几十块钱只是杯水车薪啊！
娘有很多办法！
娘在每年午季小麦收割时，就带领我们去拾麦子，靠这个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去铲麦茬来弥补烧煤的不足。
在每年放暑假干部孩子可以自由地玩耍时，娘就领着我们到沟河旁、荒地里去割青草，晒干了卖给当时的马车站喂马来换钱，靠这个来攒够下学期的学费。
在秋季收秋时，娘带着我们去七里庙子斜路张家二姨家，在生产队公家地里扒拉社员们没拾净的山芋（山芋，我们这里叫白芋，这种活叫捞白芋），然后就地切成薄片晒成山芋干，然后就用平板车拉回家，当作冬春季口粮不足的补充。
冬天里，娘带着我们到县城东关菜地里挖大白菜根，回来买一些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加上辣椒吵着吃，既能当菜也能当饭。不过，吃多了可是老放屁啊，一个接着一个。看着我们几个为几个很响的臭屁而笑，娘也跟着我们笑！
然后，娘就把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又重播一遍：“不吃苦中苦，哪知甜中甜啊！”“不做人下人，难为人上人”。
200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当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欣赏举世著名的音乐喷泉时，这几句话反复出现在脑海里，也许在当时，娘的灵魂也随着我的躯体一道和着美妙的旋律在共鸣吧！
娘的这种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一直强烈的影响着我，也影响了她的6个孩子。
1970年，老五7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可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上学，打得再狠也不奏效。娘的杀手锏用上了。
娘带着老五一个人去顶着秋老虎的毒太阳去割青草，去了很远的荒地，她老五都不戴草帽，就那样光着头皮曝晒。
那年的秋老虎特别厉害，延续了将近一个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我省，野外的气温不会低于50℃。
娘闭口不提上学的事，就这样天天老五一起去割草。
我呢，我就带着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到离家近一点的地块去割草。
一个秋季下来，老五身上的懒劲晒光了，第二年刚过阴历年（春节）就对娘说他想上学了，到了8月就去报名，到了九月就老老实实地去上学了。
2000年的“五·一”节，当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在一起合影时，他肯定不会忘记头顶烈日励志的场景。
没有当年的历练，他能成为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劳动模范吗？他能培养出众多的外交官科学家企业家吗？非也！
随着我们几个孩子的成年，仅靠每年午秋两季的拾荒和冬季的刨白菜根已经远远不能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了。
1970年起，娘开始给县军人接待站洗被子挣钱，我那时开始上高中了，嘴唇上已经长起小胡子了，娘就不许我干活了，就叫老二老三干活，每天早晨他们要去县军人接待站把脏被子扛回来，娘就开始一床一床的洗。那时可是没有现在的自动洗衣机啊！娘就用搓衣板一遍一遍的搓洗，一直洗到她满意为止，根本不去计算什么成本。
白白净净的床单和被子晾晒在院子里，就是一道道与命运抗争的求生风景线啊！
下午，娘把被子再一床床缝好，然后由老二老三他们扛到县军人接待站去。洗一床被子娘能挣5毛钱，去掉肥皂等洗涤用品费用，或许可以挣2到3毛钱，劳动力就不算价格了。一天下来，娘能挣10块钱左右。
到领工钱时，娘就非常高兴，会计给的钱，她从来都不数，而且诚恳的感谢站长的关怀和照顾，还要叫我买几盒当时算是好的香烟送给站长。就这样，这份苦工才能继续干下去。一般情况下，来回扛被都是老二老三去，偶尔老四老五妹妹也会去，但娘从不叫我去，说我是大人了，要知道爱面子。
那时我是不情愿去扛被的，怕同学认出来丢面子，可见我饭都还没吃饱还如此虚伪。
命如纸薄的我心比天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976年，老二高中毕业，就按当时的规定，到本县邱庙公社半曹大队当知识青年了，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早晚回家后照样去扛被，一直扛到1978年去当兵才算告别这段生涯。
老二下放期间，非常想家，但娘不准他经常回家。
有次他回家间隔时间短了，前脚迈进家门，后脚还没迈进来，娘就连声撵他滚回去。可怜老二当时只有双眼含泪立马返回他的知青小屋去了。
我们都认为娘做的实在太绝情了。
可是娘说，他老是往家跑，领导会认为他表现不好，他表现不好，就不能早回城，他不早回城，就要在那里当一辈子社员啊！我辛辛苦苦一二十年，到头来竟拉了倒车，把孩子培养成社员了？你们愿意他成为社员吗？
娘的一席话，我们听了以后真象听到最高指示一样，感觉如时兴的毛主席语录那般令人震撼！
老二下放的第三年即1978年，按条件他可以被招工或被征兵了。娘当时选择叫老二当兵。因为当兵可以提干，能当军官。因为我当兵三四年，连个共产党员都没入上，更别说提干当军官了。娘对我失败不甘心，就被这个补偿心理驱使着，安排老二去当兵。为了稳妥起见，增强竞争能力，娘叫父亲带着老二去给大队书记送礼。几斤猪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都是娘用洗被挣的钱买的。礼很顺利的送掉了，老二也就当上兵了，去了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修了三年的铁路。
老二终于离开了他的那个半曹大队！
五
老二当兵是按照娘的决策操作的。
然而，我去当兵却是娘万万没有预料到的，那倒是我的决策。
1972年11月，我那时已临近高中毕业。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的，初中也是两年制。初中我们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倒学了不少本领，每天的课程表，要么就是挖战壕，要么就是打扫厕所，要么就是写批判稿，即便是学英语，也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之类。到了高中，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也就是说开始学习文化课了。我好不容易品尝到掌握知识的滋味，又到了要毕业的时分，又将面临选择。
高中毕业后，我们要么下放，去某个公社某个大队某个知青点，当个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种地知识，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么去参军，到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去接受锻炼，只要亲爱的祖国一声召唤，就要随时为解放全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只有这两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
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我的头脑十分冷静。
凭我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伤残二等甲级身份，凭我母亲是个不问政治的家庭妇女，我要是下放，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招工、招干、招生。而选择当兵，我这个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几乎没有不利因素。
于是，我选择了参军。
放学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娘。娘感到相当突然。娘沉思了一会，猛然忿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