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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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说很规范，但与市场体制一样，政治和行政流程中还是存在各种缺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对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缺陷进行权衡对比。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表现通常更加不称职。许多政府是完全的无能或腐败，甚至兼而有之。这既是糟糕的政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分散式的、竞相追逐的腐败，包括被私人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对发展尤其有害。除非这些障碍至少部分被清除，否则那些国家不可能有显著改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让本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竞争打开大门。
如何改革政府
良好的、相对廉洁的政府虽然在本质上也很不完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政府。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的改革和治理的竞争。
内部的改革
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治理改革中，其设计目标就是提高其效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着以上讨论的好市场和好政府相互需要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就是政府越关注自己的必要职责，越少参与经济事务和监管，其运转一般就越好，经济就越能正常发展。好的市场保护了政府，好的政府也在保护市场，它们存在共生关系。
这是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而言，国有化通常意味着政治干预和资源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在公用事业中，私有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清晰的管理体制，这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监管的质量。政府既作为生产商又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活动有着本质的差别。
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它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减少腐败的机会。批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控制、监管或限制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在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或政府许可价格之间存在差价的时候，就会产生说谎和行贿的动机。如果外汇的黑市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拿到外汇后到黑市上去出售。类似的，如果某种大受欢迎的产品的进口有数量限制，或者要缴纳的关税很高，商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能够更便宜地输入货物。还有，如果我们需要一大堆政府许可才能从事某项业务，官员们也会产生索贿的动机。但更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能创造出这些腐败的机会，就会出现相应的游说势力。这样一来，非但政府的腐败在严重制约发展，而且会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这些企图寻租或者对破坏性的利润的追求上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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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在肯尼亚工作，那里正好实行了进口控制政策，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措施带来了公务员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世界银行的印度办公室工作，那里的腐败的进口控制制度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样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放松。相反，整个限制体制变得越来越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一样，都在侵蚀着公共权力部门。如果英国在1945年实施的控制体制也像印度那样再延续45年的时间，它的公务员体系还会保持现在这样廉洁自律吗？我看很难。
治理竞争
掠夺行为是不劳而获、颇有吸引力的。在历史上，国内的压力和境外的竞争都是对政府施加的重要约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远远落后于邻邦，许多人才已经准备离开，投资也大量转移到别处，国库空虚、资本外流，令糟糕的政府不得不推出改革。就像第三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人才、资本、新观念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是解释欧洲文明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是自己领土上的天然的垄断者，在同一块土地上展开竞争会导致内战。我们知道，垄断者往往是掠夺性、压迫性、懒惰和懈怠的３０，因此鼓励开放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总是正直、明智和负责的，那或许可以不要这样的压力。但很多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多数人对这两者都不接受。于是，他们就不免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政府更多地进行干预，但这会带来腐败，同时又要关闭国际市场，但这会让糟糕的政府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指望政府更多地为民众的公共利益服务。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政府的干预越多，市场越是对外封闭，政府就越是容易被特权集团所操控。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交往，又要防止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客控制，那是自相矛盾的。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好的政府是必需的，它自身能良好地运转，又要服务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市场的发展是繁荣和自由的摇篮。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那么，我们能找到多少这样合格的政府呢？目前还不多。这个现实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当市场跨越国境之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尤其重要。糟糕的政府是让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实现更大收益时要面临的巨大障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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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全球化虽然把人们空前紧密地连接起来，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个人掌握的资产超过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20亿人的收入的总和，这样的现实足以令每个人驻足深思。
杰伊·马祖尔先生不会感到孤独，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也在《外交世界》中抒发过类似的感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伴随着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大众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再现……这是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权利原有的基础的对立面。
其结果必将是不平等的剧增。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有超过6 000万贫困人口，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欧盟有超过5 000万贫困人口。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39％的财富。在整个地球上，前358位最富裕的人（都是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和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45％的人口的年收入，那可是整整26亿人。
让我们暂时不去仔细探究上述的推导的逻辑……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区域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有多少……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关于全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贫困的信息，还是美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平等的信息。让我们也先不要理会，用一群人的资产和另一群人的收入进行对比，是否就像拿苹果和橘子做对比一样不太合适。因为要计算富人们的持续收入，我们至少应该把他们拥有的资产价值除以20。其实，这样荒唐的言论不过是让拉莫内的咒骂成为对全球化的众多批评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空话罢了。不过，他的不严密的言论背后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如下是对于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过去20年带来的影响的七个主要的批评。
第一，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持续提高。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上也在恶化。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特别是在大多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以及答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在入手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大多数讨论要么是判断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否在拉大，要么是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是否在增加。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自己也经常提出，生活的内容不止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最重要的一定指标是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它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收入，是广义的关于健康、预期寿命、营养和教育情况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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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我们很快能想到如下三种可能：富人们的收入增加，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富人们的收入增加，穷人的福利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富人们的收入增加，并通过各种渠道也让穷人收益，只是穷人的收益与富人的收益增加不成比例。看起来，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想的，第二种可以接受，除非富人的福利增加毫无意义，第三种无疑是值得采纳的，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收益能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很自然，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会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极端平等主义者甚至会认为，一个人人都是赤贫的小农的社会也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好，因为那是最平等的。但我相信，包括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那样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基本上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甚至并不赞成已故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主义，他认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程度对穷人有利的时候才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全球化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不平等，例如有如下一些可能：全球化导致穷人的收入降低，由此扩大了不平等；全球化提高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