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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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0）
如果我们审视其他的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发现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方向不一。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特·克拉埃（Aart Kraay）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指出，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穷人从收入提升中获得的好处与富人的比例相当。这项研究的基础是137个国家，结果发现最底层的20％的人平均来说从增长中获得了同比的收益。很有趣的是，这与人们之前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传统的看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最早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不平等会随着增长过程首先恶化，然后再逐渐改善。巴拉在后续的分析中认为，实际上库兹涅兹是对的，杜大伟和克拉埃的计算出了差错。后来的证据显示，增长中的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有轻微扩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库兹涅兹的假说的确成立，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也比停滞不前要有利得多。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穷人也会从增长中受益，越南就是个有意思的案例。调查发现，在1992～1993年位居贫困程度最底层的5％的家庭，其中的98％的收入在6年后有所提高。同样的贫困减少的现象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发生了。然而，这方面还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如杜大伟和克拉埃说的那样，穷人能够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同比例的好处，但绝对收入的提高幅度还取决于他们最开始的收入份额，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穷人能否从通过外贸来刺激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好处，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对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在采纳外向型发展策略时的不同经历，比较优势的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标准的理论和经验认为，自由化政策对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收入提高有利。在东亚各国，初始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于提高穷人的相对收入特别有利……总体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在拉丁美洲，那里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历史上奉行的保护政策的目标是把收入从农业部门转向产业工人阶级。在此情况下，从理论上可以预期，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扩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分工之后，拉丁美洲的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还将继续扩大。
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这里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了。在差距没有拉大的地方，则容易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另外，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的恶化更多是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所致。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工薪阶层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阶层，特别是在现代产业部门就业的人。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入的比例在扩大，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英国和美国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差距扩大非常严重，低技能群体非但没有获益，甚至可能受损。在1973~1998年中，尽管劳动力总体上获得的真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但低技能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却没有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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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1）
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收入的扩大，在其他高收入的大国中（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并不那么明显，至少对全职员工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考察工作时间和失业率的情况，就会发现它们也具有类似的特征。非熟练劳动力更容易失业或者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结果，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加剧。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原因何在？理论上存在几方面的可能，有的来自劳动力的需求因素，有的关系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其中包括：外贸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增加，部分是因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所致；竞争的普遍加剧，削弱了某些产业内部（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垄断局面，而这些产业在历史上曾经给那些依赖工会组织进行谈判的非熟练劳动力创造了很大的工资溢价；法律和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削弱了工会的谈判筹码；技术、特别是需要人的技能的技术变革，这些创新增加了社会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教育体系的失误，没有尽快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以及非熟练劳动力的移民等。
对外贸易和移民对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者更精确地说，它们导致高收入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地位下跌。有的人或许会进一步指出，对外贸易的增加导致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有更多技能化倾向，其目的是节约从世界标准来说相对昂贵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花费，它使得企业倾向于开发能节约简单劳动的技术。然而即使不是这样，一条著名的经济学定律……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也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的工资，将在贸易中趋同。如果这个定理成立，那么由于世界上的非熟练劳动力人数太多，同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的比例大大提高（包括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就注定会下跌，至少是相对下跌。从更加残酷的角度来说，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们在历史上因为自己国家对于制造业的垄断而获得了过多好处，如今他们则要面临来自全世界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自由竞争，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
我将在下一章更具体地考察对外贸易的影响，并继续上述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适用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假设，其中，生产效率在所有的国家中必须相同，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还有，在应用这个定理的时候，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出现改善（劳动力密集型的进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下跌），然后这会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密集地利用多余的非熟练劳动力。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等人指出，上述景象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并未出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个产业都更多使用熟练劳动力，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示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倾向于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变革。林德特和威廉姆森教授总结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美国的不平等扩大的看法（因为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尤其突出），发现大家普遍认为，差距扩大中大约15％到1/3的因素是由于外贸的影响。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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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2）
结论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以来出现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增加。不过即便如此，还需要留意如下两个重要的补充。
第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也是一个对于进口国和出口国都有利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正确反应是：帮助那些由于廉价进口产品而受到冲击的人们，例如开展再培训、改善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工资补贴，以及最直接的增加转移支付。如果发达国家无法正确和有效地处理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剥夺世界上广大穷人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那将是很不道德的。
第二，请记住，发达国家的这些变化都是增进世界繁荣的过程的一部分，巴拉对此有特别的解释。他把〃全球中产阶级〃定义为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年收入在3 650～14 600美元的人。根据他的分析，在1960年，64％的世界中产阶级都居住在高收入国家，而今天已经下降到17％，位于亚洲、中东和北非的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6％提高到了1980年的16％，到今天已达到51％。只有最自私的西方人才会对这样巨大的变革、这样迅速的进步抱怨。
结论
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关于经济增长带来了剥削、贫困和不平等的说法上，并结合我们已经知道的答案进行一番比较：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之比在持续提高。回答：正确。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回答：正确，但不可避免，主要原因是20年前的起点差距太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在恶化。回答：错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个人之间不平等状况从各种可能的指标来看都在缩小。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目在增加。回答：可能不正确。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自1980年以来很可能下降了，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新现象，主要是归功于亚洲人口大国的快速增长。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回答：错误。极端贫困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肯定是下降了。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都在恶化。回答：绝对错误。按照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饥饿发生率、生育率、童工比率等指标来计算，人类的整体福利都大有改善。这些指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改进幅度最小，部分是因为疾病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的缓慢。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在扩大，特别是大多数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回答：错误。在大多数有效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并未拉大，尽管中国例外。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但全球化对此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很可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