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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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08美元）比较世界各地的贫困，犯了三个方面的原则性错误：第一，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并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贫困线对贫困的估计毫无意义〃；第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基本资源的估值〃；第三，〃现有的对于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对于许多基本参数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其依靠的数据又非常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我们先承认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很显然，在把各个国家的数据转换成购买力平价时，购买力价格本身就是反映经济体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且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客气点说，这是个比较粗略的简化做法。同样，每天1美元的标准本身是基于主观判断，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的确如波吉和瑞迪所言，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涉及许多非贸易的服务的价格，将导致对穷人的真实收入水平的估计出现较大并不断扩大的误差，因为后者消费的产品的比重一般高于富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设置更高的贫困线。同时，这可能还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银行的估计。因为在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商品的价格通常会相对下降。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研究数据改进是否容易做到？波吉和瑞迪认为，这样的测算不应该采用主观决断的收入水平，而是针对必要的生活能力……卡路里和基本营养。他们提出，〃人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收入来避免贫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使用当地最合算的商品组合，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相关保证〃。这个建议看来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就贫困水平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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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波吉和瑞迪提醒我们，所有关于贫困的估计都是主观的。当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某个人对于某个时期的贫困水平的估计，但能否看清趋势则是另外一回事。很显然，极端贫困（按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过去两个世纪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趋势自1980年以来还在持续。另外我们几乎也可以断定，东亚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印度不是那么确切。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显示，按照它们各自的指标计算，极端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大量下降（印度在1980～2000年减少了1亿人，中国在1978~1999年减少了2。2亿人，同时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增加）。由于东亚和南亚的这些进步，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整个世界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下降了。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极端贫困现象减少的国家主要应归功于经济增长加速。这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是适用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流动有所控制的国家）。
贫困与人类福利
由于缺乏波吉和瑞迪建议的国际之间的对比办法，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很显然，在最近几十年里，整个人类的福利状况都大有改善。独立分析人士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如今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收入水平来享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这主要应该感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组织革新的成果。在1913年出生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2岁，美国那时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在2000年的水平要高50％，比印度的高150％，然而中国人在2000年的预期寿命为70岁，印度人则为63岁。1900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也只有56岁，而在2000年，只有少数非常贫困的国家（多数在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才低于这个数字。正如郭克拉尼所述，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上移。类似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联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下移。从许多显示人类福利指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之后，人们的预期寿命每年约提高4个月，从1970年的55岁增加到2000年的64岁。在南亚是从1970年的49岁提高到62岁，在东亚是从59岁提高到69岁。然而不幸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32个国家出现了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艾滋病的扩散，或者政府的无能（如东北亚和南部非洲的个别国家）４４。下降还来自于西方人对于DDT杀虫剂的恐惧，这导致有的国家丧失了唯一能控制致命的疟疾病蔓延的办法。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意味着世界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在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只有高收入国家的2/3左右（分别为44岁和66岁），到2000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2％（64岁和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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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8）
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107‰下降到1980年的87‰，2000年的58‰。在东亚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则从1980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5‰。在南亚，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00年的7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又是最慢的，但也从1980年的116‰下降到了2000年的91‰。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人生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之一，因此，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本身就是极大的福音，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不例外。此外这些改进还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会变得更有价值。全世界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对儿童的教育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平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经从1970年的53％提高到了1998年的74％。到2000年，成年男性的文盲率在东亚国家下降到了8％，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有30％，在南亚为34％（这实在令人汗颜）。成年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为普遍，但也在改善。从199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女性文盲率从29％下降到了21％，在南亚国家则从66％下降到57％（这更加令人尴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0％下降到47％。年轻人中的文盲比率大大下降，这就保证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该比率还将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8，东亚国家从3。0降至2。1，已接近基本替代率，拉美国家从4。1下降到2。6，甚至南亚国家也从5。3下降到了3。3。在这个指标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幅度又是最小的，但也从6。6下降到了2000年的5。2。总体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来自父母的投资有所增加，并且对孩子生存、成熟的信心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令人鼓舞，这既是人们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标志，又是促进改善的动力。
我们再看看饥饿问题。食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自1961年至1999年，全球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24％，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了39％，达到2 684卡路里。到1999年，中国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82％，达到3 044卡路里，而在1961年仅能保证基本生存，为1 636卡路里。印度在1950～1951年的水平为1635卡路里，到1999年增长了48％，达到2 41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 000～2 31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从这个标准看，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水平已经从缺乏达到了充足。饥饿现象依然存在，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长期营养不良的总人数已经从1969～1971年的约9。2亿下降到1997～1999年的7。9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也从35％降至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饥饿的情况也要糟糕得多，从1979～1981年到1997～1999年，营养不良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8％下降到34％，但绝对数量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从1。68亿上升到1。9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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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9）
我们再看看最有争议的指标之一：童工。从理论上应该认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儿童数量的减少，预期寿命的延长，儿童应该更多地得到教育机会，而不是被过早送去参加劳动。令人高兴的是，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0～14岁的儿童参加工作的比例，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的23％下降到了2000年的12％。东亚各国的成绩同样是最可喜的，从26％下降到8％，南亚国家是从23％下降到1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降幅最有限，从35％下降到29％。中国的变化令人惊讶，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8％。印度落在后面，从21％下降到12％。因此，正如我们可能预期的那样，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那里的父母就越是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参加劳动。这些人之前让孩子过早从事工作并不是出于无情或恶毒，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过去20年以来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世界范围的民主潮流，尽管还不甚完美；世界广大地区为个人提供的经济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随处可见的妇女地位的改善，虽然还不是发生在所有国家。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新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的人民，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他们的教育和营养条件得到了提高，他们对子女的哺育更好。所有这些好事的发生并不都是因为收入的提高，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至关重要。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取得更高的社会成就。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社会进步的幅度往往也最大，依然是那句话：〃是增长，傻瓜〃。
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如果说马祖尔关于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论断有误，那么对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变化他至少说对了，是吗？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全球化在改善整体的分配状况时，会加剧各国内部的差距，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为了更精确地加以描述，我们需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发生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在世界银行所谓的〃新全球化参与国〃中，不平等的情况的确有所加剧。这组国家总共是24个，总人口接近30亿，但不平等的扩大只是因为中国的影响。４６而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不平等情况恶化，几乎完全是因为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背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过去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