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韵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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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彛热宋4媛逞敢盼铮白璩鍪勐逞覆厥椋奖逼蕉毫簟S陕逞秆巫吓迮阃グ莘弥彀病4耸钡闹彀玻咽前追⒉圆裕忠滤荩钇犊唷V彀步蛔〕遄爬慈怂担骸澳忝亲苁撬德逞敢盼铮4妫4妫∥乙彩锹逞敢盼铮忝且驳帽4姹4嫖已剑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鲁迅与四个女性(3)
(附:这时期,鲁迅写作《呐喊》、《野草》,有满腔的忧愤与苦闷,希望与绝望。此间,他写及的女性形象多为很有生物爆发力的,并且语感紧绷,姿态压抑肃然。)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 。 想看书来
鲁迅与四个女性(4)
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子弹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
(附:这时期,他写《故事新编》,多含沙射影,有诸多难言苦楚,诸多激愤与复仇。《故事新编》,是他对生活、人生、时局的隐射。)
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 ‘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
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
鲁迅与四个女性(5)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