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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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这天，我的办公室人来人往，电话响个不停，有的电话是远在北京的球迷打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北京的报纸、甚至《重庆商报》，我们自己省内的小报，还有网上都有对你不利的言论，是总局批评你的。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连忙打开电脑，上中华网查寻。果然，“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的醒目标题跃然于屏幕。是《重庆商报》12月29日09∶07发的。全文如下：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
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几乎所有大的网站，如新浪、雅虎都报道了这条爆炸新闻，《华西都市报》、《天津日报》、《南方体育》等报纸都做了转载。省内多家报纸不仅转发这条消息，有的还配发评论。有篇署名“七贤”的评论说，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是“铿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反击终于来了，这正好给那些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唯恐舆论不热闹、只想炒作的小报提供了炒作的猛料。我和省体育局给总局及足协写了那么多信，他们一字不回，今天算是通过媒体公开答复？是总局的发言人在传达总局的声音还是媒体制造假新闻？不管真相如何，我和体育局得做两手准备，真理在手，如果是真，为什么不能公开澄清？白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班回到家，吃罢晚饭，我便敲起键盘。先打出标题：对“国家体育总局某人士”的公开答复。再一想，先让总局知道我们的反应吧，别一下子直接捅出去，于是又加上（征求意见稿）。激愤、委屈、一定要讨回公道的情绪直激指间，几乎是一口气打完答复信，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上班，杜兆年副局长就来找我，他气愤地说：“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嘛！”并建议召开党组扩大会，商量对策。他是二把手，他的建议正合我意。没多久，党组成员杜兆年、李云林、应祖明和办公室主任郑瑶、训竞处长傅百炼、体坛报总编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先后走进14楼会议室。我给大家人手一份《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汇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和公开答复信。
会议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有激愤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杜兆年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想法，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必须据实澄清。其他领导也纷纷表示，无论某人士的讲话是不是总局的态度，浙江的打假扫黑都不能屈服于高压。为了慎重，回击分两部走。首先由办公室负责把某人士的讲话传真给总局办公厅，并加上“请总局办公厅甄别此消息的真伪”，以探虚实。同时，为顾及总局的权威，答复信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寄给国家体育总局，让他们了解浙江的态度，如果总局没有回音，再对外公开，但只能登报刊，网络发展还不成熟，不能像某人士似的走网络，要抱着严肃的态度给社会各界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根据大家的意见，我起草的答复信由体坛报李烈钧同志修改后定稿。看到大家意见如此一致，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无比欣慰。会后，我亲自给总局办公厅主任刘元福打电话查问此事，刘元福否认了这件事。（公开答复信见《附录篇》）
阎世铎杭州行（1）
2002年1月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白岩松上午主持央视东方时空的陈培德、宋卫平、张斌连线访谈，下午又采访阎世铎。阎世铎也是马不停蹄，下午刚接受采访，傍晚就风尘仆仆飞来杭州。经党组研究，省体育局副局长、省足协主席杜兆年亲自到机场接机。他们“冲出”记者的重围，钻进了轿车。车子停在省体育局大院，阎世铎在杜兆年的陪同下，乘电梯直上浙江体育大厦14楼，来到1410局长办公室。
我迎向前去紧紧握住阎世铎的手，热情又有分寸地说：“欢迎阎主任来杭州。”
宾主落座，阎世铎告诉我说，由于他工作太多，明天晚上就要返回北京。我们双方就在杭一天的日程安排进行了商量确定：上午8时30分考察黄龙体育中心；9时与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会谈；下午2时与浙江省体育局会谈……
我告诉阎世铎，得知他要来杭州调查，省体育局党组认为是一件大事，专门召开了党组会议，研究接待和配合方案，并认真做了安排。为了方便，就请阎世铎住在省体育局自己的宾馆——紫云饭店。
简短的会面后，我请阎世铎一行吃宵夜。阎世铎说这几天得了重感冒，胃口不好，简单吃点就行。
我们要了一大锅杭州名点——片儿川（雪菜肉丝面）和几个杭州特色的冷盘边吃边聊。我对阎世铎提了个建议：“你这次来调查，不知什么渠道走漏了风声，引起媒体的很大关注，希望你能够满足一下媒体的要求，和记者见见面。”
阎世铎没有答应。
而此时各路记者已在省体育局大楼和紫云饭店到处打探消息。
省体育局为接待做了充分准备。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饭店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亲自负责具体的接待。从阎世铎入住开始，所住的三楼不再安排住客，并派专人进行24小时巡视。
这种超规格的接待，之后中央调查组来杭调查，同样住紫云饭店，也没有享受过。
1月6日早晨，我早早等待阎世铎，随即他在我和杜兆年等省局同事的陪同下来到了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内。记者们早已恭候多时，一看到阎世铎和我不约而同地都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第二天媒体上就有“两个人俨然黑社会老大”的说法。阎世铎看了体育场的草皮、主席台、环场走廊和场地，一路上阎世铎关心地问了不少问题，来到贵宾室，阎世铎发现了一个问题。
“陈局长，这里很有特殊意义。这里什么世界冠军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足球。我能不能提个建议，以后也在墙上挂一些足球的照片。”
我对阎世铎开了个玩笑，“阎主席，你今天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长官视察这个地方，明年女足世界杯你再来，这里肯定都是你的照片。”
我的这番话引来一片笑声。
阎世铎连声说：“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
视察完黄龙体育中心，在返回紫云饭店的车上，我再次向阎世铎提出，下午会谈完以后，抽出一小段时间，与记者见见面，这样比较好。
阎世铎依然没有答应。
我只好加重语气对他说：“阎主任，我的面子不够大，你不肯给我面子，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我也不勉强，但我绝对是为你好！”
9点15分，阎世铎回到紫云饭店，早已等候多时的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快步走上来和他紧紧地握了手，然后来到阎世铎所住的323房间闭门密谈。
密谈后，宋卫平向守候在饭店的记者们透露，双方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相互间更加信任了。而据我了解，宋卫平谈话时未将最为关键的涉黑裁判人员名单直接交给阎世铎，他还在等待，还在观察。
中午吃饭我没有作陪。在家吃饭时接到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的电话：阎世铎同意在下午会谈后与记者见面，并接受简短的采访。我会心地笑笑：“他到底得给我面子。”
下午两点差10分，我带着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及有关人员在紫云饭店4楼会议室等候阎世铎。
此时的阎世铎，脱掉了长风衣，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平时不大系领带的他，今天系了一条缀着五彩碎花的蓝色领带。
我系统地向阎世铎通报了浙江省体育局提出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指导思想、目的和迄今已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并重申了此前浙江省体育局给中国足协关于整治足球环境谏言书的几个观点，支持中国足协对包括绿城在内的涉假俱乐部的处罚。
之后我话锋一转，“遗憾的是，我们的一番好意和苦心，却遭到了总局某人士在媒体上的公开指责。我们有权利对应地在媒体上进行公开答复和批驳，但是，为了总局的威信和影响，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公开答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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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世铎杭州行（2）
局办公室主任郑瑶站起来，将打印的公开答复信等一叠材料递给了阎世铎，“还未公布，请你看看，是不是事实。”我说。
阎世铎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
我口述了公开答复信的一些主要内容，列举了在公开观点和主张之前，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向总局领导写信反映足球和其他项目赛风不正的问题。我问他：“这算不算无组织无纪律？”
我还对他特别提到，浙江从省委、人大、政府、政协包括省纪委和各个厅局以及社会各界，无不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这里的工作环境很好，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再表达两层意思，第一，我们希望总局对我们行为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公开的评价。如果是过，过在哪里？不要言语不沟通。该批评的就批评，只要说得有道理，我们肯定会听。如果不给评价，也不要紧，我们最看重的是人心所向，这比什么都宝贵；第二，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只要对事业有利，对这场斗争有所推动，我们受些冤屈也微不足道。
接着杜兆年、应祖明、李云林等几位副局长也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
阎世铎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