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传记:FROM文艺范儿TO新生代导演-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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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樟柯在回北京的路上说，这不是一部歌舞片，这是一部史诗片，一部普通人的史诗。

　　　　2000年5月的一天，是拍摄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在坝上草原拍摄完走穴团遇到困难的场面，就坐着车往北京赶，还有两场内景需要在北京补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其实不完成也没有胶片了。但大家好像都不希望这部电影有结束的一天。那天上午在地安门的小酒馆中看着天慢慢亮起来，无人的街道上渐渐车水马龙起来，天空落下雨滴。可能是太累了，喝了酒也不想睡觉。可这会儿真的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就像《站台》中的人物一样，再美好的聚会也总有散场的时候。

　　　　一个月后，贾樟柯完成了他的初剪，影片长达三小时十二分钟。他用的几乎全是中景与全景，没有特写。在这个距离外观照，人物的面目不再有细节的记忆，而悲欢不再如当日般煎熬，它们沉淀到时间的潜流里，留下的是一个会意的笑。

　　　　这时，贾樟柯得到消息，《站台》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不久，《站台》获该电影节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第一次有70年代出生的导演进入一类国际电影节。

　　　　这部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站台的电影为什么会叫《站台》？贾樟柯说，一来他特别喜欢曾在80年代流行的歌曲《站台》，二来他觉得，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就是人生！

　　　　贾樟柯将影片献给父亲，同样，也是给观众们的。

　　　　《站台》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殊荣多多，继在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成为正式参赛作品，获最佳亚洲电影奖后，同年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2001年获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唐吉可德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同年还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奖、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新媒体节最佳编剧奖、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外语片；2007年获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大佳片。

　　　　虽说贾樟柯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但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有义务讲述那些不幸的人，或者不能说不幸，而是那些不如意的亲朋好友。“我的摄像机对准的，始终是那些在土地上奔走、劳累，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利用和分享，顽强地活下去的人们。”他说。

　　　　后来，贾樟柯还忍不住要说：“《站台》是我最心痛的。”因为在2005年前他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他那会儿心里的感受虽说不是委屈，但总觉得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有时候会难受，但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

　　　　为了能让电影在国内公映，贾樟柯没有做过妥协，但做过努力。他曾说过：“今天反省起来……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呢？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部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①

　　　　西川是著名诗人、翻译家，他在《站台》里出演文工团团长徐燕京，这也是重要的角色，当年一月和四月他曾经两随贾樟柯赴山西汾阳，投入拍摄工作。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贾导的人文关怀精神评价颇高，啧啧称佳。

　　　　西川首先回顾了与贾樟柯结交的过程，他是在诗人欧阳江河家里认识贾樟柯的，谈得很投缘，就这样他们成了好朋友。在西川印象里，贾樟柯拍电影时，事先有一个大概的脚本，在片场则有所发挥，因此，电影的偶然性随处可见。西川记得《站台》起初约有9小时，后来贾樟柯又把它压缩成3小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