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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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尊严的榜样（1）
——纪念郑丰喜先生逝世二周年
常有朋友向我喟然叹曰：“柏老，柏老，你阁下这一生，真是一个悲剧。”有些人为了证明他所言无误，虎目之中，还流下眼泪。柏杨先生称之为“泪证”，以与“人证”“物证”，三权分立。不过我对着镜子细看，又翻了个筋斗再看，实在看不出有啥剧可悲的，盖一直到今天，我都体壮如驴，活蹦乱跳，毫无不景气之象；视七十岁以下的家伙们蔑如也。至于家破人亡，夫妻子女离散，那不是悲剧不悲剧，而是幸福不幸福。而幸福不幸福，却是主观的焉。盛暑期间，一位朋友来访，看见柏杨先生光着脊梁兼光着脚丫，席地而卧，连个芭蕉扇都没有，着实为我难过了一阵子，殊不知我却硬是心静自然凉。环顾朋友借给我住的这个汽车间，纵是约旦国王的皇宫，我也不换。
幸福是啥，幸福含有快乐，但快乐并不就是幸福，尤其是有缺陷，有瑕疵的快乐。好比说，你阁下偷了三十万元美金——对不起，你阁下当然不会偷。好比说，柏杨先生偷了罢，三十万美元固然可带给我很多奇景，恐怕心中一直是个疙瘩。假如是谋财害命，那疙瘩准会更大，说不定发起癫痫。电视上那种坦然自若的职业凶手，并不很多，而且即令是坦然自若，也只是表面的，他的警觉性使他连觉都睡不好。物质的快乐，不等于心灵的幸福，物质的不快乐，同样也不等于心灵的不幸福。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最后目的和至善总和，它赋给人类生命以真正的意义。洋大人常抬杠，有人说幸福是上帝的恩赐，有人说幸福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上帝的恩赐属于命运学，我们不必谈它，因为谈它也没有用，反正上帝自己在那里擅作主张，不听我们这一套。我们只认为，幸福是心灵活动，由此活动而认识真理；快乐是获得心灵完美之后的一种必然反应。生命中遭遇到的一些可怖的风暴、挫折、磨难，只能使人不快乐，却没有力量使人不幸福，只看你怎么面对这些风暴、挫折和磨难。
因之，我们崇拜郑丰喜先生。在他面前，柏杨先生的遭遇不过像打一个喷嚏。
郑丰喜先生逝世将近两周年，他惟一留给我们的一本书，就是他的自传《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他出生在最贫苦的一个台湾农家，是母亲的十二个儿女之一，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残废，“右脚自膝盖以下，前后左右弯曲。左脚自膝盖以下，突然痿缩，足心翘上”。这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他永远不能走路，而只能坐在地上，用手爬行。做母亲的李员女士当场晕了过去，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孩子的将来。当家里垫高地基时，孩子们一拥而上帮忙平土，都跳着脚踩，只有郑丰喜，他只能用屁股去顿，以致祖父哭曰：“宝贝，你顿的地最平。”
这个穷苦而残废的乡下孩子，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书上没有说明年龄），跟着一位耍猴戏的老人，流浪江湖。这个老人——赵老伯是郑丰喜的恩师，一面到处玩猴戏，一面教他读书识字。然而，在一个码头上，赵老伯被流氓架走，永没有再回来。只剩下一个残废的孩子和猴子，被两位也是逐村卖杂货的女人收留，继续演他的猴戏。可是不久，“二伯妈”被人用石头打死，“大伯妈”认为郑丰喜是个“不吉利的人”，乘他熟睡的时候，把他遗弃在荒郊野外。
我们不再详细的往下介绍，我请求读者老爷去买一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我们要提到吴丽卿女士，这位国民中学堂的教习，力排众议，收留下只会爬着走的可怜动物。到了四年级，李守孔先生是级任导师，把他训练成一个坚强的孩子。知遇之恩，人生难觅，这两位教习，祝福你们。当李守孔先生知道郑丰喜每天上学都是由妈妈背着接送时，（伟大的母亲）！他教郑丰喜搬到学校跟他同住，但李守孔先生一年后却被调走，因为他力争郑丰喜去参加演讲比赛，而得罪了校长老爷。而最使人流鼻涕的却是那位继任教习，他跟李守孔先生是死对头，恨乌及屋，就把全部怨气转嫁给那个只能用屁股走路的残废学童，摆出乌干达总统安明先生的架子，花样百出，甚至在满分的卷子上批一个“屁”字。不知道这位屁教习姓啥叫啥，现在又在何处批屁，值得打听打听，以便我们恭献尊号。
同样使我们感动的是郑丰喜的妻子吴继钊女士，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肯嫁给一个残废丈夫，她如果不是疯子，就是有高贵的情操。如火如荼，奋不顾身的爱情，持久不变，始终如一。郑丰喜先生对他能得到吴继钊的垂青，掩饰不住他的喜悦，他在书上说：“想不到一个地上爬的穷人，想不到一个自小受尽苦难、折磨得残废，竟然有这么一天——结婚了，而所结婚的对象，竟是一位大学毕业的江西小姐，啊，当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的微笑。”郑丰喜先生有充分的理由骄傲，我想当洞房花烛夜之时，他回忆坐在地上耍猴戏的儿时往事，会恍如昨日。
然而，五年的幸福婚姻，在他们生了两位女儿至玉、至洁之后，郑丰喜先生却抛下他的爱妻爱女，与世长辞。呜呼，不该死的却死了啦，该死的如柏杨先生之类，却没有死。天道无常，夫复何言。
郑丰喜先生是一位奇男子。他所不能掌握的命运，对他是残忍的。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风暴，而是无情的和不可理喻的地狱。恰如他所说的，他是一条破船。千千万万这样的破船都命中注定的是场悲剧，不是沉没海底，永不见天日；就是支离破碎的展览在海滩上，供游人唏嘘、凭吊——却没有尊敬，世界上没有人会尊敬一条碎了的破船。只有郑丰喜先生，他用眼泪和毅力使它冲出地狱、冲出风暴，而终于昂然前进。他有爱、也敢恨。敢爱、也敢恨。在他的著作中，他没有故意假装着温柔敦厚，原谅那些恶棍。他把那些对他有过帮助的小人物，一一的提出他的感恩。也把那些毁坏侮蔑他的小人物，一一的照实记载。我认为最沉痛的一段是他跟一位欺人太甚的黄顺理的那场决斗。郑丰喜先生写出他的恨，也是写出他接受屈辱的最后防线。
一个尊严的榜样（2）
吴继钊女士是一位奇女子，她父母反对她的婚姻，在意料之中，假使不反对，反而问题大啦，恐怕准不是亲爹亲娘。如果换了柏杨先生，说不定我会把女儿打断腿，你嫁给谁都可以，要是嫁给一个残废，做你娃儿的狗屎梦。然而坚强的爱心能使天地震动，天下只有不为父母着想的儿女，很少不为儿女着想的父母。父母在她婚后，将十万元巨额聘金退还给女婿，说明了老爹老娘当初背下的恶名，不是为了自己，到头来仍是为了儿女。
如今，郑丰喜先生已逝，留给吴继钊女士一副沉重的担子，相信她能像她丈夫一样的坚强，面对着残忍的命运微笑。最大的幸福是有能力把灾难当着向最高灵性升华的跳板，使生命得到有价值的充实，郑丰喜先生已经觅到，而且为那些遇到一点芝麻大的困难，就抢天呼地，骂大街兼咒祖宗的朋友，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另一个尊严的榜样（1）
——杨秀治和她的梅花绣
吾友胡适之先生虽然驾崩，却留下了两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敬请读者老爷大胆的想像一个前半段的剧情，在一个荒僻的小镇上，住着一个贫苦的木匠，他有六个儿女，因为没有力量抚养，在最小的女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只好狠下心肠，把那小小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做养女。养女的命运，读者老爷在报上读到的多啦，用不着老再耳提面命。结果是可以预知的，这个可怜的小养女好容易读到初级中学堂二年级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同学蒸蒸日上，由高级中学堂焉，而大学堂焉，而漂洋过海出国进洋学堂焉，锦绣前途上充满愉快歌声。这个小女孩却不得不因为没有钱而望校兴叹，从此和正式教育永诀。那一年，她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显然的，这是一幅黯淡的画面。最伟大的发展也跳不出她那窄狭而平淡的生命轨迹，像路边一棵不受注意的苇草一样，结局不是被折断，就是无声无息的自行枯萎。如果她运气好，能开一爿小杂货店，当一个小店老板娘，已算天官赐福啦。
假设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们求证，求证的结果恐怕要吃一惊，这棵脆弱的苇草，不但没有折断，没有枯萎，没有被埋葬在人生残酷的踏践之下，反而茁壮起来，为中国艺术界和世界艺术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犹如毕加索先生在绘画上为世界开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一样，她开辟的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过，更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天地，那就是，她创造了使人迷惘惊奇的一种刺绣——我们姑称之为“梅花绣”。
这位苦命的养女，就是杨秀治女士。
柏杨先生跟郑丰喜先生和刘侠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是跟杨秀治女士，却是见过面的。这就要感谢女作家寒雾女士，柏老跟寒雾女士，真正的是忘年老友，邦交一向敦睦，可是因为她最近一连串荒谬的措施，使我对她很不满意。心平气和检讨的结果，当然都是她的错。第一，她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学堂教习，我一想起来就不舒服。第二，我向她借钱，她总是借给我（就以上个月说吧，我借了八次，她一次都没有打回票），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出她是故意使我债台高筑，引诱我养成浪费恶习的，居心如此不良，所以我就越来越懒得理她。那一天，她声言要我到她尊府开开眼界，见见一位奇女。寒雾女士才华横溢，能使她递“佩服书”的人不多，所以我虽然心里生气，仍然很大方的原谅了她，买了一副烧饼油条，前往探望，于是和杨秀治女士第一次见面。见面之后，寒雾女士就迫不及待的拿出七八幅杨秀治女士的梅花绣，当下我老人家就目瞪口呆。先是远远的瞧，继之是近近的瞧，再继之是把尊鼻碰到上面瞧，最后是在惊叫“不要动手，老头，你要死啦”声中，在画面上乱摸。
呜呼，挑剔的言语无穷，赞美的言语易尽。真不知道用啥话来形容它的美，才能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杨秀治女士已为艺术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梅花绣”不是“绘画”“刺绣”“浮雕”的综合体，而是“绘画”“刺绣”“浮雕”的化合体。——艺术领域中的一项最大贡献。
艺术家永远在追求平凡人物认为不可能的事，音乐家希望在他的声音中呈现色彩，画家希望在他的色彩中呈现声音，小说家希望在他的小说中显示立体实物，诗人则希望在他诗中发出芳香。但是还没有一位艺术家想到绘画、刺绣和浮雕，溶解之后再制出另一种崭新的作品。
我敢打一块钱的赌，一定有人嚷曰：“老头，你说了半天，说的不过是车绣、湘绣、乱针绣罢啦。”呜呼，那可把柏杨先生看成了瞪眼瞎。梅花绣如果是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贵阁下穷嚷乎。车绣杂芜，湘绣呆滞，杭绣一股匠气，乱针绣则像一堆稻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而比过的人多矣。已故的名书法家梁寒操先生曾对他的艺术界朋友叹曰：“中国有七亿人口，像杨秀治这样有才情的女子，却只有一个。”吾友胡为美女士在台北《妇女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