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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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ｒｕｍｄｅｌｅｃｔｕｓ，ｃｏｇｉｔａｒｅｑｕｉｄａｕｔｎｏｌｕｅｒｉｓｓｕｂａｌｉ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因为辩别好坏最有效的也是最简捷的方
法，就是想一想自己愿意要什么，不愿意要什么，假如作国
王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的话。”）
这种缺乏连贯性的后果之一，便是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
皇室政府时而规定这种计划，时而规定那种计划，全视统治
者的君主或其统治的代理人的性格而定；因此便不能长期有
一个固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贯的行动。这种变化多端永远
会使得国家动荡不定，从一种准则转到另一种准则，从一种
政策转到另一种政策；而在其他的政府之下，则由于君主永
远是同一的，这种变化也就不会发生。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
一般说来，如果说宫廷中有着更多的阴谋诡计的话，那末在
元老院中就有着更多的智慧，而共和国则以更稳定的并且遵
循得更好的观点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绝不会是内阁的一次
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因为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
一切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与他们前
任相反的措施。
根据这种不连贯性，我们还可以解决王权派的政论家们
所常有的一种诡辩；那就是，他们不仅以国家政治来比附家
政，以君主比附家长，——这种谬误已经是被我们驳斥过了
的，——而且还任意地赋予这位行政官以种种他所必需具
备的德行，并总是假定君主真的就是他所应当是的那种样子。
靠着这种假定，皇室政府就显然要比其他一切政府更为可取，
因为它无可辩驳地乃是最强而有力的政府；而且要不是由于
缺少一个更能符合公意的团体意志的话，它还会是最好的政
府。但是，如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性上的国王本来就是
极其罕见的人物；最末天性与幸运两者能汇合在一起而把王
冠加在他的头上，那就更该是多么地罕见。而且，如果皇室
的教育必然会腐蚀接受这种教育的人的话；那么对于那一系
列培养出来就是为了治国的人们，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因
此，把皇室政府与一个好国王的政府混为一谈的，就只好是
自欺欺人罢了。为了能看清楚这种政府的本身究竟如何，就
必须要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这些君主们
即位时就是昏庸无道的，否则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
的。
上述的难点并没有逃过我们的作家们的眼睛，可是他
们竟丝毫不感到为难。他们说，补救的方法就只有毫无怨言
地服从。据说上帝震怒时便派遣坏国王降世，所以就必须忍
受，看作是上天的惩罚。这种言论无疑是有启发性的；但是
我怀疑把它放在一本政治著作里，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
要来得更合适一些。一个医生许下了奇迹，而他的全部本领
只不过是劝病人忍耐；我们将会说他什么呢？我们很明白，当
我们有了一个坏政府的时候，我们必须忍受它；但问题应该
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好政府。
第七章 论混合政府
确切说来，根本就没有单一的政府。一个独一无二的首
领也必须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必须有一个首领。
因此，在行政权力的划分上，总会有着由数目较多到数目较
少的级差；不同之点就在于，有时候是多数依附于少数，有
时候是少数依附于多数。
有时候，这一划分是相等的；无论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互
相依附的，像英国的政府那样，还是各个部分的权威都是独
立的但又是不完备的，像波兰那样。后一种形式是一种坏形
式，因为它使政府根本不能有统一性，并使国家缺乏联系。
哪一种政府更好？是单一的政府呢，还是混合的政府呢？
这是政论家们所激烈争论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必须
做出像我上面在论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时所已经得出的同样
的答案。
单一政府的本身是最好的，就只因为它是单一的。但是
当行政权力并不是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当
君主对主权者的比率大于人民对君主的比率时；就必须对政
府进行划分以弥补这种比例上的失调了。因为这样一来，政
府的各个部分对臣民的权威并没有减少，而它们的划分又使
得它们全体都合在一起也不如主权者强而有力。
人们还可以设立各种居间的行政官以防止这种不便，这
些居间的行政官并不妨害政府的完整，而仅仅能起平衡上述
两种权力的作用并能维护他们相应的权利。这时候的政府并
不是混合的，而是有节制的。
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类似的方法来补救与此相反的不便；
当政府过于松弛的时候，就可以设立一些委员会使之集中
化，这正是一切民主制国家所实行的。在前一种情形下，人
们划分政府是为了削弱政府；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为了
加强政府。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
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
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
适宜于一切国家
自由并不是任何气候之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
都力所能及的。我们越是思索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条原则，
就越会感到其中的真理；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得到
新的证据来肯定它。
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
末，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
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由此可见，唯有当人
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
在。然而，这种过剩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里并不是都一样的。
在某些国家里，它是相当大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却微不足
道，另有些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再有些国家则是负数。这一
比率要取决于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
性质、居民的力量和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这一
比率所由以构成的许多其他的类似比率。
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有
大有小；而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
离它们的来源愈远，则负担就愈重。衡量这种担负，决不能
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的手里
时所必须经历的路程。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而又规定得
好，那末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总会
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会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
的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
里的话，那末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于是国
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
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扩大，则贡赋也就越沉
重；因此，在民主制之下人民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之下负担
较大，在国君制之下就承担着最大的重担了。所以，国君制
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
国家；民主制则适宜于小而贫困的国家。
事实上，我们越是加以思索，就越会在这里面发现自由
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前者之中，一切都是用于
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之中，则公共力量与个别力量二者是
互为倒数的，一个的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的削弱。归根到底，
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
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根据这
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
量所制约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哪种样子的居
民。凡是贫瘠不毛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
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生番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
维持需要的地方，应该是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
一切典章制度都还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
宜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
需要以国君制来统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
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浪费掉好得多。
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实了这条规
律，那就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
秩序。
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只
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纵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
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
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典章制度之宜于
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我也看到人们虽
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
的国土也有非常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非常贫瘠的。但是
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
真是难题。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
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
假设有两块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
为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
九；那么，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则为
十分之一。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为反比，所
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就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
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
然而这并不是个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有
任何人竟然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
丰饶程度。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
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之于西西里以及波兰之于埃
及吧；再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就应该有多大的悬殊啊！
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罢了；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
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同等产量的
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然会更少。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
其消耗却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节制食欲才能
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
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沙尔丹说：“比起亚洲人来，我
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咎于他
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相反，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
不那么富于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着又说：
“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结果，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
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
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