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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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巴尔干悲剧的教训“，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3月03日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在世的时候，潜伏在伊拉克的宗派冲突搞不起来呢？那当然是他强力压制的结果，但这个压制绝不能从其表面观察，就遽下定论说是他以少数逊尼派分子打压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
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人，而他的执政社会复兴党也以逊尼派为主；但他的政府从来都不像沙地阿拉伯那样，用一套逊尼派的宗教意识形态治国。侯赛因极力寻求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面，型塑中东政治局势的除了传统宗教冲突断层线之外，就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相信的都是一种与宗教派系无关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论信仰，只要是同一个民族，就应该不分彼此地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一个伊拉克人可以是逊尼派，也可以是什叶派，但他在政治上效忠的对象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伊拉克民族建立的这个国家。
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一方面残酷镇压想要分离独立的库尔德人，同时又紧紧控制和伊朗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为的不是让逊尼派独大，而是要达成他民族统一的梦想。在其任内，他大力重建巴比伦王国时期的遗址，宣扬古巴比伦的荣光，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宗教色彩，就和意大利政府推崇古罗马帝国国威一样，是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干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时期的伊拉克反而是比较”现代“的，是一个西方国家比较懂得应付的角色，起码大家的立足点接近。但是当美军收拾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政府和整套伊拉克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崩溃了，随之冒起的则是缠扰千年，西方世界看不懂也不知如何处理的古老宗派冲突了。
这就是美国如今陷入的泥沼的真相了，想要令什叶派和逊尼派放下成见，和平共处于一个民主政制之下，是一个千年来未曾实现过的大计。如果美国办得到，她才真正是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强权。
原题为”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崩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1月10日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朝鲜核试，全球震惊。
虽然缺乏足够数据证明，但一般相信朝鲜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挨饿过日子。即使如此，朝鲜政府还要发展核武和维持庞大的军力，看来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们当能理解：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武器乃是振奋弱者民情，长威风壮志气的尊严工具。
自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武器一直就是种象征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几乎连想都不敢想。为冷战时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论基础的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广岛的遗产》一文中析述这个禁忌的生成过程。他指出，美军在韩战陷入危境和法军在奠边府遇困的时候，都分别有人很认真地建议使用核武，可是这些建议都不被采纳。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时代，核武的”非常规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动摇了。东西两大阵营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全是为了保存第二次打击对手的威吓力，也没想过要真正应用在战场上。即使是苏军在阿富汗陷进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也没有提过苏联使用核武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明白核武是种只能拥有不得投放的绝对禁忌。因此谢林提出了一个”怪论“：当年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兵力，又各自投入巨资扩充军备的举动，其实也是种”限核“行为。发展常规武装，正是为了表明限制非常规核武的决心。万一有一天真的要打仗，我们大家也不能用原子弹，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飞机和战车出来。
在冷战的时代，或者某些地区性的敌对情形下，核武的作用就是要发挥这种威胁的力量，然后在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冷静考量彼此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就会达至一个恐怖但是平衡的稳定状态。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个不可开启的潘多拉盒子，甚至连使用它去炸开运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门槛一过，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相信对手是正常的理性的，和己方一样，不会随便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默契，是过去60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用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原题为”要把朝鲜视作正常国家“，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7日54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种族暴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在法国出生的他们往往也只能说法语。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言，来理解这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敌人“。早前法国治安部门声称这场骚乱”不排除有组织在幕后操控“，就是在暗示这点，他们的证据是”暴徒“们很会利用手机短讯通讯联络。这个判断和今年夏天中国政府某些官员对反日风潮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懂得在这个流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搞一场集体运动并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组织去串连煽动。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收到的电邮和短讯，难道也是一个幕后黑手在全盘操控的吗？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之流的学者厉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释变成预言的本事。当他们用文化冲突论去分析国际形势，而且还受到信任欢迎的时候，结果就会变成真有这么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国真把它的市郊暴动看成”移民暴动“，甚至”有黑手策划的宗教文化冲突“，然后顺着这条思路去解决它的话，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场移民文化之战了。
回顾这场发起了十多天的骚动，其源头是两个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意外死亡。这两个年轻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但他们还是惧怕警察，因为据说警察常常针对”他们这种人“，犹如我们的警员会截查一些口音衣装不像”本地人“的家伙一样。
所以他们在一宗爆窃案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时转身就跑，不慎碰到电站触电身亡。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年轻人呢？这就得从他们聚居的社区说起了。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又严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于是开始从它的北非殖民地输入移民。这些移民工人对工厂老板来说别具好处，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传统法国工人阶级那样有加入工会和搞罢工的传统，听话得多。
为了安置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国政府在市郊工厂附近兴建了大量的cites（也就是”公共房屋计划“），因此形成人工规划的移民社区，这也就是今天法国市郊暴乱的主战场了。直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诺车厂还有八成的工人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都有这些移民住宅地带，除了连结市中心的运输系统，它们没有太多的公共设施，就连医院和学校的经费也不足够。
数十年下来，这些社区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败景象，所以它们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尔（PierreBourdieu）曾率领一群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质性研究，探讨法国的”社会苦难“（SocialSuffering）问题，其中不少受难的案例就是来自这些cites。
经济发展兴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不过当法国经济表现迟缓，右倾政策抬头，原来的移民就会突然面临身分降级，变成了二等公民。布迪尔采访过的一对葡萄牙移民夫妇，尤其能够说明问题。这对夫妇在1970年代来到法国，男的当建筑工人，女的做家务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国移民大宗，家庭佣工则是葡裔妇女在法国的热门工种），二人克勤克俭，每日工作14小时。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过着不错的日子。由于丈夫是个很好的足球员，所以公余还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结识了一些对他们友善的法国中产家庭。至此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说﹕”我听不进半句诋毁法国的话，这是一个团结友爱而且同情穷人的国家。“但是到了1985年，太太突然中风，丈夫则因工作断肢，整个经济的表现则日益差劲。更惨的是他们发现新推出的社会政策对他们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会保险的覆盖网下。过去对他们不错的本地人一一疏远，没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这对夫妇开始发现”自己原来还不算法国人“，到处受到白眼。20年后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来的寄生虫。
这对夫妇的遭遇说明的不是法国文化的虚伪，而是身分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很多情况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它结合了经济和阶级的变化之后，就会突然成为一个以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