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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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先生与吴先生都是常常惹起争议的人物；但这一回他俩的坦率直言，我以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不管是庙堂精英还是草根愤青，都应该为他们鼓掌喝彩。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于是问题就来了，茅先生和吴先生到底说了什么真话？他们的言说面对的又是什么呢？在那一天的论坛里面，最刺激的当属吴敬琏先生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从台下的掌声看来，大家一定都很认同他的意见。可是一个人说了番人人都晓得的事实，又有什么好喝彩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布太阳果然是从东边升起的，会得到掌声还是笑声呢？换句话说，吴先生一定是说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某些人硬是想回避甚至否认的道理或事实。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曾为中国的现代化立过功劳，认为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大社会工程替今天的荣景奠下了基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坚持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是纯粹的自然灾害了。当年平江一位农民写的那首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已经成为那几年最有名也最真实的写照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号召底下，中国出现了亩产万斤的奇迹，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瞒下的数字甚至影像掩盖的是过千万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还是个备受争议的谜团，最高的估计甚至达到四千万）。最令人气结的，是种种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在当年不只被掩盖，还要上升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论题，而听过老农诉苦，真打算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却被残酷斗倒。
吴先生说得对，现代中国史上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有的只是人祸，所以连官方也早把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要为吴先生那番”太阳必从东方升起“的大实话喝彩？为何这番话果然没出现在央视的转播之中呢？原因29我们都知道，因为大饥荒的真相虽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终涉及毛泽东，始终涉及历史的诠释，始终涉及某种似乎不宜言表的问题。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统治，要百姓心悦诚服地遵从法律政令，要纳税人心甘情愿地缴税，靠的不能只是暴力，还要靠对统治者的同意与信服，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同意政府的统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国现代史之所以还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为在一些人现有的意识中，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却是历史。为什么共产党是执政党呢？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怎见得它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是因为在历史的实践经验上，我们可以看见它一次又一次地走对了路做对了事……然而，不客气地说，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如今还有谁会认为一个政权能够只靠传统和神话般的神圣历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赢得受统治者的同意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恰恰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不容动摇的神话史观，还要依靠凭债效而来的良治经验。最近两年，领导层不断强调民主的重要，甚至逐渐推进民主选举列入改革的目标之一，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迈向人民依程序授权的转化。由此看来，再去重复神话史观的力量不只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开倒车了。
好玩的是，吴先生那番言论得到一片掌声，仿佛他问的不是”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而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吗“。也就是说，其实人人都已经晓得太阳是从东方冒头，但偏偏还不能畅快直白地承认这个事实。
原题为”破除忌讳错误的神话史观“，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1月30日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昔年，当高速公路在中国仍是一件新鲜事，当遍布各地的绵密公路网仍然只是抽象的蓝图，我们都曾见过许多好奇的农民站在路旁护栏之外驻足旁观，有时他们甚至冒险横越，来回于车道两端。于是，高速公路延伸之处，农民被车撞死的消息时有所闻。很多人在慨叹之余还不免谴责村夫野妇的无知：你以为那是村里的土路呀？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有多快呀，你们怎能视若无睹随意穿行！于是有人就强调教育和执法的重要。后来也不知是教育有效，执法很严，还是生命血淋淋的见证已经够惊吓，农民在高速公路上被车撞死的消息渐渐少了。
今天，中国特有的”城管“制度遭到舆论广泛批评，因为那些妾身未明的城管队员总是拿着”执法大棒“―――执的不知是什么法，击向他们眼中的”城市毒瘤“，从街头乞丐、流动小贩甚至到过路的看客都无一幸免，受害于他们的人说不定比受害于那些”毒瘤“的人还多。可是又有人说了，原来”城管“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清理城市秩序时也常遭人辱骂，还有过被小贩刺杀的事。所以大家就很关心这套制度的存废问题了，有人说应该彻底让它消失，也有人担心”城管“消失之后城市秩序将荡然无存，比较理性的方法是规范法规，让它更正规更合理也更制度化。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还没触及更核心的基础问题。假如”城管“是城市秩序的管理者，那么所谓的”城市秩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具体地说，在何种城市美学的观点之下，在哪些人的眼中，小贩和乞丐才成为一种不符合秩序的异常事物呢？
且让我们以小贩为例再细致点挖下去。在许多亚洲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当中，小贩都被市政当局视为必须规管扫除的对象。那些自以为见识超前的官员和规划师相信一座现代城市应该是整洁有序的，最好像那些美丽画册里的设想图一样，人有人路，车有车道，休憩聚会有公园，消费购物在商场。因此，像小贩这种混淆了功能分区，搞混了街道用途的人群，就像风景油画中的垃圾，必须除之而后快。换句话说，这是漠视历史脉胳、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的纯粹美学观点。城市秩序的界定者（往往是官员）把它硬套在一座又一座活生生的都市之上，就像他们喜欢林阴大道和壮阔广场一样，认为好看美观的城市就是现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城管“扫荡小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罔顾市民生计、削足适履的形象工程。
当然，流动小贩的存在也会实际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地产商和铺面商店的经营者。流动小贩不用缴纳租金，甚至不用缴税，所以他们卖的货物注定要比一座大商场里的连锁店便宜。因此在香港这类地产业发达的城市，流动小贩等于是商界公敌，是一定要取缔的。
至于小贩交不交税就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课题。
让流动小贩恶名昭彰的另一罪名则是阻碍交通，我们知道，交通在现代城市是何等重要，它就是人流、物流以及资本流动的具体血脉。
虽然街头小贩是最古老的市场形式，但这到底是汽车的年代，为了让汽车高速穿梭于市区之间，为了人流和物流及时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把挡在马路边的人群隔开，将吸引人流成群停留的小贩当做打击对象。
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交通畅通，但是我们往往忘记其实这也和权利的分配有关。早年高速公路人车相撞的悲剧屡有发生，不是住在路旁的农民落后无知，而是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在公路开通之后，他们的自然路径被截断了，现在就一定要走上更远的路程，才能找到安全的天桥或者隧道。换句话说，为了让那些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的便利；凡是还不能适应这种新生活的人，则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不是客观的交通问题，而是两种路权的冲突。
中国各大城市如今正一一迈进”汽车社会“，为了让车主和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道路的使用权一定要搞清楚。行人就该使用人行道，汽车就要走公路，两者间的矛盾常常以前者对后者的”礼让“来解决。坐在汽车上的官员往来各处方便舒适，风驰电掣，最难受的就是遇上堵车；这些人是不会知道市民乘公交或步行要花上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到达马路的对面，也不会知道有多少残疾人士和老人会望路兴叹，更不可能知道在许多市民步行范围内的小贩是何等地便民利民；他们只知道流动小贩就是使得他们座驾行驶不快的祸首之一。
更进一步言，由于许多流动小贩是外来人口，它难免又涉及到不少城市居民对外人的恐惧。他们先是完整地接受了现代城市美学观念的熏陶，觉得市容比百姓的生活还重要；又未经反省地认同了汽车主导的交通规则（说不定他们就有不少人是车主）；加上对治安不靖的感同身受及时有所闻的流动人口犯罪消息；于是，一股脑地把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贩当成所有罪名的承担者，认为流动小贩就是自己城市的外在威胁的现实象征。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原题为”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1月30日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她的经典名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30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