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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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
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已的批判角色，他们对政权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原题为”春秋既亡贼子何惧“，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4月19日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28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着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
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着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2008。05。18）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6月14日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前一阵子北大校园出了件趣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了一场论坛，兴致勃勃地请来一批经济学家畅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在这样的场合底下，没想到有两位经济学家很不给面子地发出了惊人的尖锐言论。首先是茅于轼先生就着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接着是吴敬琏先生在压轴座谈会上语带嘲讽地问央视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刚才那番话，你们肯定是要剪掉，不播了吧？“然后话锋一转，吴先生又说起了央视红极一时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他说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里面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吴先生回头再问台下的听众和学生：”有‘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