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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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返回目录＇ 。。
墓地和法院（2）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深感骄傲，又深感遗憾。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精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 “石一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返回目录＇
墓地和法院（3）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