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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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欧陆国家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 GDP的 45％，而美国却只有 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 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 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 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 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 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经额占该国 GNP比例计算）：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亲爱的龙女士：我是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陆女子。现年二十四岁。一直很喜欢你的文字。
你知道吗，当我结束我在英国五年的生活，回到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不习惯。我不习惯于人们的冷漠，更不习惯于我也要表示出来的冷漠。
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孩子，你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一块钱，因为他要的更多，甚至，他会因为看到你的钱包而抢了就跑。当你到银行去办事，你一定要紧紧贴着前一个人，就算他在按密码也不可以走开，否则你很有可能在银行一天也办不成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不能说什么，亦不能做什么。我知道逃避不是办法。但当我回来面对了这一切，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
我为这样的想法而难过。我又为这样的环境而流泪。我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尚且如此，那些其它的地方又如何呢？
当我看到南亚海啸的消息，当我看到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和很多很多地方遭受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时候，我很心痛。人类的力量竟然是这么的渺小。而我更心痛的，是我的同胞们一句句恶毒诅咒的话语。我总是不明白，仇恨一定活的比善良和同情更长久吗？
我真的难过困惑，我真的不明白。
Helen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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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质量，这个质量，我或者有，或者没有，需要开拓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反正，烦恼多多。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了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霉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于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
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采，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药。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嗑药”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
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十九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它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
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所以，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跟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看起来没有关连，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我对他的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慧。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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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封信 阳光照亮你的路（1）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 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响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质量。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记录了公元前 722到前 468年的中国历史）和《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 460到前 220年的中国历史）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
你们在学校里读过柏拉图。我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辩，和《左传》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到监狱去试图说服他逃狱时，苏格拉底却和他进行一场道德辩论：
苏：……是否应坚信，不管多数人怎么想，不管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克：是。苏：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之事？克：不能。苏：也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暴治暴？克：不能。苏：……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但是克瑞多，你要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想法从来就不是多数人的想法。信不信服这种想法的人分歧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时，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