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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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加点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爱惜人这件事，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还是常常随便浪费人力，这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不是因为蛮干，我也许还可以再坚持几年。一句话，对我来说，‘左派’幼稚病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谈到半夜才走。
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
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体格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啁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一片嘈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声音：“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割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的脉搏。
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烁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达雅在睡梦中不安地嘟哝着。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不能常见面。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没有时间吵嘴！”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