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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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