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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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