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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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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五章
    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甩,继续说:“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我们没办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办公。”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暂时缓和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来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管怎么说,这些同志虽然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这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过患难,只不过由于不肯悬崖勒马,反而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这种共同性才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压倒的多数派和分裂的少数派已经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悔过自新,那么,言归于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要说服他们承认错误。她说:“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顽抗下去。
    “我回过头来讲一讲杜巴瓦在佩乔拉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念念速记记录:“年轻人不得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党委会到处都是由上面指派的,党的机关已经僵化,变成了官僚。一切迹象表明,老干部已经蜕化了。党的领导工作只能由这些职业管理人员来担任成了法规,这种合法的特权必须打破。我们要给党机关的日益衰老的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年轻的血液。但是,党机关在疯狂地捍卫自己掌权的权利。为什么管理机关要拼命攻击托洛茨基同志呢?因为正是他勇敢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会场上的喧闹声更大了。后排有人喊道:“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发出激烈的喊声:“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执行主席不住地摇铃。
    会场上人声嘈杂,淹没了塔莉亚的声音。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又可以听到她的讲话:“托洛茨基分子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无情的斥责。那他们要什么礼遇呢?最近几年,党和共青团思想上已经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党的绝大多数青年积极分子以刺刀来迎接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我们只能为此而感到骄傲。当辩论深入到广大党团员群众中去之后,托洛茨基分子输得就更惨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夸夸其谈,可基层干部并不上他们的当。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朋友们也不支持他们,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一九二一年舒姆斯基曾和我们一起同杜巴瓦斗争。如今他们同流合污了。茨韦塔耶夫过去就参加过‘工人反对派’,现在他继续同我们作对。斯塔罗韦罗夫摇摆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青年们思想上成长起来。
    “我还想说一点。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们的来信,表示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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