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德论施拉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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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所有事情以及我之后一切的所作所为都归咎于此。
　　我真的很想离开大急流城，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有了夏天去上军校的主意。我花了好长时间和父母软磨硬泡，最终说服了他们，暑假时把我送去弗吉尼亚的一所军校。军校靠近北卡州边境，名叫哈格雷夫军事学院。到那儿之后，我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自愿去那里的，其余人基本上都是被爹妈硬送去的纨绔子
　　弟。那个夏天，一切都渐渐浮出水面，那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们那层楼有个犹太男孩，老是被别的同学无情地欺负。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见过犹太人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欺负，于是站在了他这一边。同一时间，马丁？路德？金就在距离我们边境大约十英里的地方组织游行———那是种族隔离盛行的地区，整个镇子被一条线分割为黑白两半。军校里的教官提议将学生们武装起来，保卫镇子，但镇长却下令整个学校戒严，不过我还
　　是设法溜了出去，看到了游行以及警方抓人。
　　为了表明我对这一切的忧虑，我决定在政治课上表示某种抗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教官的妻子，她经常把高等法院称为“九个穿黑袍的撒旦”。我的期末论文写的是《和我一样黑》（BlackLikeMe）的读后感，那书说的是一位白人作家在南方乔装成黑人的经历。自然，我的论文得分是“差”，纸上批了大大的“这不是真的”一句话。很显然，我与军校正面冲突的做法更令我身上原本就潜伏着的叛逆性发展起来。所以，离开军校回到大急流城后，我当
　　即就在那个秋天写了篇有关犹太学生受辱的短篇小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妈相信在那之后我就变了个人，我想她或许是对的。忽然之间，环境发生小小的变化，令我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平生第一次，出现在我周围的同龄人基本上都不信教。
　　凯：之后，那种叛逆是继续以艺术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　换了别的形式？
　　保：我继续写作。如果说有其他形式的话，那可能和我去了加尔文大学有关。那所大学当时仍是一部分为普通制大学，一部分为神学院；创办时它就是一所神学院，后来才有了文理科课程。要想毕业的话，你必须先主修神学，然后才能选别的学科主修。最初去加尔文大学时，我心里想的还是当个牧师，但是在读过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的自传后，我改变了想法。他是个专为小人物辩护的杰出律师。我的幻梦从做传递福音的布道者变成了做传递福音的社会力量，穷苦人的捍卫者，而这想法自然也和我在军校度过的那个暑假有关。所以，真的进了大学之后，我的目标是当名律师。不过，上过演说课后我又改了主意，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个角色。我当律师根本没戏，因为我根本就不擅长开口说话。于是我又把目标转向写作，那样也能传播福音，同时又不
　　必当个公众人物。上大学时还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一群来自新泽西的小伙子打得火热，虽然他们也都信教，但却要自由主义得多，进大学　时已经都嗜酒如命了。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的叛逆生根发芽，第一年的时间都用在了喝酒和恶作剧上。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十分循
　　规蹈矩的小孩，生活在一个十分循规蹈矩的环境中，我当时那些坏操行的主要原因是性欲出位（sexualdisplacement，性心理学名词，指个体具有性的冲动，但却缺少外部刺激来令它释放。———译注），我太害羞，没法参加男女约会这种游戏，而且受到的约束也太多，面对性生活根本无法适应。于是乎，我就用这种大肆破坏的行为来发泄，最终我被扔出了寝室，因为我放火把自己的桌子

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节（2）
给烧了。
　　凯：这么做是因为情绪高涨还是因为情绪低落？
　　保：那段时候我挺高兴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喝醉时的情景，是和这些加尔文大学的同学在一起，我记得我感到了一种非凡的自由感，我记得我说：“哦，我不必如此感觉———原来还有另一种感觉的方式。我不必成为自己躯体的囚犯———还有另一个我存在，酒精令他澎湃而出。”最终，创作也从我身上的那一
　　条缝隙中流了出来。
　　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像是某种爆发，触犯所有规则，把能做的坏事都做了，最终，我被逐出学校的时刻也来到了。父亲通过捐助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猜测———令我得以重新回校。哥哥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并非唯一一个有着这些感觉的人。这儿还有很多孩子，他们有着和你一样的态度，但我们都在学校的报社里干。”于是，哥哥带我去了校报办公室，尽管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想让我加入，毕竟，我是他的小弟弟；但最终我还是和那群人搭上了。我又卷入到一种大肆破坏的行为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破坏仅限于思想范畴，而破坏行为的主要形式则与电影有关。故意惹毛学校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电影牌，因为按理我们不能在校报上写关于电影的文章；所以说，我最初之所以与电影发生
　　关系，是将它当作了一种反抗的手段。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镇上有家小电影院濒临破产，绝望之际，他们开始放艺术片，包括所有的伯格曼早期作品，因为加尔文大学的小伙子们愿意来看。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两者的感觉———北欧新教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其中的反抗感，那种一点一点最终获得胜利的感觉。第二年，学生们写了篇伯格曼新片的影评，结果校方并没有将校报关闭，于是学校里又有了电影俱乐部，开始在校外放电影，校报
　　自然也会发表这些要放的电影的影评。
　　凯：所以你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开始负责搞电影俱乐部？
　　保：是的，在我大二和大三时。电影俱乐部建在校外，校方对
　　这点有意见，于是双方同意，将它搬到学校里来，这样的话，校方能知道学生在放些什么电影，而电影俱乐部也能得到学校非正式的认可。于是我去了那儿，安排了越来越多的争议电影在那儿放映，我不仅会在校报《钟声》上写影评———通常都由我自己来写，还会找校内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学生来写，特别是神学院的那些———还会在电影放完后展开讨论。某某教士、社会学系的某某教授，都会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影片，电影越具有争议性，我找来参加讨论的神职人员级别越高。我们的研讨会越办越出名，能够容纳五百人的视听教室座无虚席，我请来多位牧师参与讨论；盛况持续到我们放映《维莉蒂安娜》（Viridiana）的那一次，它成为压
　　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
　　那段时间，收来的门票钱都进了我和我朋友们的腰包，因我们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机构，最终，校###得一定得对此加以控制了，于是他们让我写份组织章程出来。章程写完之后，他们同意采纳，但前提是我不再参与电影俱乐部的管理工作。那些年，我们的电影俱乐部一直都是个半合法组织，对电影的选择十分大胆：《诺言》（Ordet）、《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YearatMarienbad）和《纳扎林》（Nazarin），＇2＇都是些有想法的电影；但当它成为完全
　　合法的组织，甚至被列入选修课课程之后，娱乐片的力量占了上
　　风，放的电影越来越没挑战性。现如今他们干脆只放些毫无价值的片子。
　　凯：那段时间你一直坚持写影评？
　　保：写影评是我为打入校报那个圈子而采用的办法，因为当时的我什么背景都没有。但第一年读完，我捣蛋鬼的名声早已在外，可实际上我已将自己惹祸的触角伸向了艺术领域。
　　我说：“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再弄电影了，那我就去搞校报。”但是，要管校报，你必须被人选举上去才行，可是鉴于我的履历，他们根本就不让我参加竞选。当时我正和一个姑娘在谈恋爱，后来我俩还结了婚，她可是个全优生，于是我对她说：“你去管校报，他们会让你管的，因为他们相信你是个乖学生，我来做副主编。”结果他们确实用了她，等到下个学期开始时，她已经变得和

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节（3）
我一样激进了。
　　我还记得，1968年的春天，我和校报的同仁一起开了个会，我告诉他们：“鉴于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如果我们不把报社关了，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但我们并没想立即关闭它，而是要等这学年结束时才关。之前那个秋天，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游行，我们用学校的钱派了一辆巴士前去参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学生总体来说十分保守，大部分人都是为高德沃特（BarryGoldwater，1952年当选为美国议员，1964年参与美国总统竞选，负于林登？约翰逊。———译注）投票的。于是他们去了那儿，回来时带回了加尔文大学校旗飘扬在五角大楼前的巨幅照片，周围都是游行的人群，校报上也出现了“《钟声》在五角大楼反战”的大标题。校方发现了这次行动原来是自己买的单，但他们仍旧没把我们赶出去。那年春天，我开始有点担心，担心他们怎么都不会赶我们走：我觉得，风纪委员会的人知道了我想要干吗，他们看出了我们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要他们好看，让他们显得顽固守旧，如果真把我们赶
　　出学校，那就正中我们下怀了。最终，机会还是来了，我们还是让他们上了钩。黑人喜剧演
　　员迪克？格雷高利（DickGregory，最早获得美国白人喜爱的黑人喜剧演员之一，同时也以积极投身民权运动而著称。———译注）要来学校演讲，但校长却因为他那自由主义的论调而取消了邀请，于是我们在校报上大肆渲染此事，但却仍然未遭驱逐。第二个星期，我们心想：“就拿这事做文章———这是我们手里仅有的素材了。”我们在头版刊登了长篇社论，对校长进行攻击，要求他公开道歉，并且在文中暗示，整件事情背后有着种族主义的动机，文章更是对校方百般奚落，公然发起挑战。这样的事今天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确实被惹火了，于是校报被关闭了。在大学的最后那个月，我们又办了一份新报纸，名叫《光景》，我担任编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学年结束
　　前出过三期。
　　很有趣，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份加尔文大学的校友杂志，上面
　　有篇文章详细回顾了二十年前的《钟声》抗议校方事件，但事实上，那只是四千名学生中的大约二十个人尽全力制造出的一场麻
　　烦而已。
　　凯：你说你自己“变得激进”，这里面，究竟是确实有着成熟的政治感觉，抑或只是想通过其他手段搞破坏？
　　保：严肃的政治和流行的政治风气，两者很难区分。《钟声》的
　　办公室当初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中国出版社的前哨站，屋里都是胡志明和毛泽东的海报。再加上它俯瞰校园的地理位置，我们是否真的相信那些东西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那么做
　　会令校方发狂。
　　之后我加入了反战运动，进入加州大学后也依旧如此，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