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中国企业的十大定律:崩溃-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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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往往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甭说经营失败,企业崩溃,就是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家个人也得承受政治上的责任。因此,一旦企业出现危机,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人的问题。
崩溃时有一万只脚踩上来
范棣:这里面还有一个博弈的问题。美国的破产法就是一个博弈的结果,但这个博弈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博弈。政府做一个中介人,通过法律手段,替大家制定一个合作规矩,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有助于解决企业的危机。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本来就很脆弱,所以需要保护,不能让债权人乘机损害这个企业未来的利益与前途。所以,政府通过法律干涉,给这个企业三年时间,重新站起来。如果三年还是不行,那对不起,企业你再走上正式的破产,彻底崩溃。这就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制度性保护,也是对企业家创造精神的保护。这个制度是一个博弈,是一个合作的博弈,双赢的博弈。
目前中国的企业经营生态环境大大不同,企业一旦有了问题,所有人就立马站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与企业家进行斗争性的博弈。银行是你的敌人,媒体是你的敌人,大众是你的敌人,朋友也是你的敌人。所有人都要打倒你,再踩上一万只脚。为什么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道理。比如,银行关心责任问题,具体办事人员担心被扣奖金,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企业你给它半年时间,就可以活过来,但是谁担责任啊?没法给机会。一般的大众更是幸灾乐祸,看到一个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倒了,还不如自己,痛快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所有人都站在企业家的对面,令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以后,就迅速崩盘?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破产保护法律,让企业家能够有一点安全感,让这个社会最活跃的生产力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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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家是弱势群体
王巍:我又要回到文化层面上来说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尽管我们现在鼓吹市场经济,但是商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弱势群体的话,企业家也应算是弱势群体,尽管他们经济上可能很富有。在中国,13亿民众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工人。中国的江山,民为社稷,在民以食为天的情况下,商人远远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因此,一旦企业出事,要崩溃了,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或者无法再继续给其他人提供利益的时候,舆论导向会谴责企业家,企业家成为情感宣泄的垃圾筒。舆论认为,一定要抓害群之马,一定要抓企业家。这就是你说的斗争性的博弈,盖棺定论,一旦企业出事了,先盖棺,处理企业家。
例如,去年的中航油做期货失败导致5亿美元的损失。唯一抓的就是一个陈久霖,其他人的责任呢?董事会没有责任。具体导致交易失败的那个韩国人什么事也没有,仍然给他发工资,只有陈久霖一个人承担责任。舆论上说是他刚愎自用,人品有问题,既不懂管理,也不懂期货,更不懂石油。于是民愤极大,抓住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那么,是谁给了这个三不懂的人这么大的权力呢?好像没有下文了,就是一刀切地警告国有企业不得做期货交易,干脆断了保值业务的路,退到原始市场经济的路上。现在国家又把这个企业注资做活了。你看,崩溃的还是企业家个人,没有企业。
培养民间资本
范棣:中国是一个特别缺少资本的国家,特别是缺少民间资本。除了国家资本,就是外来的资本,西方的资本,很少民间资本。中国急须解决的问题是培养民间资本,或者说是培养除了西方输入的资本之外的市场资本。有了民间资本,才有可能避免那些人只能向银行借钱。因为没有其他的资本来源,资本市场又不发达,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是国有的。民间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很大后果,是造成中国经济瘸一条腿,不能平衡。所以,在鼓励民间资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些想发展的企业家,对他们想做的事情不采取一个宽恕、原谅的态度的话,我们就仍然不能改变一个资本穷国的现状。
企业家这些人实际上是为中国创造民间资本的基础,而民间资本正是中国未来赖以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整个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和平稳,以后就不会出现很多企业崩盘,不会出现金融制度问题。
中国经济从资本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穷呢?就是因为没有民间资本,资本都是国家的,国家资本是以分配方式给你的。这容易导致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如果看不到民间资本对国家多么重要的话,怎么做到国富民强?政府有钱不是国富,政府的钱不是资本。真正的资本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企业家。
王巍: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家的最大贡献是组织社会资源,并且把社会资源用最优化的方式进行配置,因此他可以说是千条线一根针。整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有没有活力,能不能与国际接轨,能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持续增长,企业家这个群体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对这样一个群体不宽容,而是采取苛刻的方式,采取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对待企业家,这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无法获得长久发展繁荣的动力。我觉得,应该不断地呼吁社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崩溃是企业家的崩溃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定律:崩溃的是企业家,而不是企业。也许这句话说得比较极端,但是毕竟它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一个正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应当对企业家个人作太多的道德判断,我们更主要关注的应是企业家所带动的这个生产力,所带动的这个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则。如果出现崩溃的话,我们更关心的是整个资源配置的结构方式,能不能形成社会保护,使崩溃不会殃及到其他的生产要素,把它整个正面的东西继续发挥下去。挥泪斩马谡,不应当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范棣: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说中国过去10年自杀的企业家中,85%以上是民营企业家。
王巍:我给你补充一个东西,《中国企业家》杂志20多年来的封面人物你可以看一下,还剩多少没出过事。
范棣:大部分自杀的企业家是因为压力而选择了毁灭。国有企业家自杀的不多。国有企业家大不了不承担责任就是了,但民营企业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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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到底有理还是没理
引起社会扭曲对待企业家的另一个背景是贫富差距太大。因为致富,企业家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民营企业再怎么高尚,再有社会责任,毕竟财产是你个人的。富了,是不是靠剥削?剥削到底有理还是没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的心头痼疾。毫无疑问,按照我们正统的观点,剩余价值的创造,一定来自于剥削。一个企业家的财富越多,就是剥削社会上的其他人越多。这么多财富,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很容易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说这个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我这里很矛盾。既然我们主张宽容企业家,允许致富,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你发了这么多财,剥削别人……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王巍: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里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了。什么问题呢?尽管事实上我没有做统计资料,但是我还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纺织行业,同样的企业,现在证明是民营企业产值效率更高,民营企业雇用的人更多,民营企业给工人的福利更好。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如果是剥削的话,国有企业用较低的生产方式,给较低的工资,还不断进行无效率的投资,浪费大家的财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应当怎样理解剥削呢?
许多人是不是不喜欢私营企业
范棣:我给你说一个小故事。我到上海出差,有一个公司请我去帮忙。这个公司有一些财务上的危机,正在酝酿被其他企业收购。这个公司派一个老司机来接我,这个老司机在公司工作了30多年。我们聊天。他说上海房价那么贵,工人怎么可能在城市生活呢,早就变成农民了。然后,他说他很担心这个企业的前途。我问他,你希望企业怎么样呢?他说最好什么都不发生变化。然后,我问他万一企业被别人收购怎么办呢?他说,不管怎么收购兼并,最好赶紧定下来,不要让我们慌张。然后就说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公司让民营企业收购了。什么道理呢?他说,民营企业收购了对工人可能更狠。尽管这个工人没有在民营企业做过,但是他从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得到一个感觉,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狠。
王巍:我有很多民营企业客户,其中有一些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所有竞争对手中,国有企业都失败了,在这个行业里最大的前三家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经营失败破产了,工人的饭碗都没了,很多工人只能下岗就业。而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却有工作机会。如果让他再回到那个国企的体制内,那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现在中国毕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比较短,还处于转型阶段,有些人还仇富,在大众的投票箱里,民营企业家可能是不得人心的。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开始习惯并赞赏民营企业家了。
范棣:再跟你说说那个老司机。他谈起另外一个问题,更引起我的深思。他说,他工作的公司解放前是一个药房,大概有100多年历史了,很老的药房。解放以后,这家药房的资本被收归国有了,老板跑到国外去了。药房的名字没有变,还经营下去,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后,这个老板经常从海外回来看企业,很关心这个企业。有一年看到工人住房很差,就自己掏钱给工人盖宿舍,让工人能住上好房子。他说,这个资本家在企业的股权一点都没有了,但对我们工人这么好。这个老板前年死了,全厂工人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在他的遗言中,他告诉他的家人,希望他们每年代表他到这个企业去看一下,公司有困难的时候帮助解决一下。
这个工人讲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出来。我听了以后感觉很有意思,人家也是民营企业,一个资本家,但比起有些国有企业家,除了个人有钱之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王巍:这很普遍。在中国,民众希望企业被外资收购,不希望被私有企业收购。但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内部的逻辑问题,外资企业都是私人企业。还有就是,中国企业是早期的带有江湖性质的私人企业,跟百年的私人企业形成的规矩不一样,这里也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需要创造资本的人
范棣:还是说回到崩溃是企业家的崩溃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中间的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受到制度保护,国有企业的领导多少受到制度保护,他背负的责任要远远小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所背负的责任。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一个人要肩负整个企业的使命与责任,整座山就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他倒下来了,那个企业就倒了。
在这个意义上,企业的崩溃是企业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