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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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 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而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7）
对敌人的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手的西方列强，林则徐显然又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出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林则徐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人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意思是你们英国人如果不乖乖听话，遵纪守法，我们断了你的茶叶供应，让你小命也活不成！
凡此种种荒谬模棱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林则徐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啊——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尤其对他寄予重望。他自信心也十足，先前虽然没有办过夷务，但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而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他更是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甚至已经位居钦差大臣、已经五十五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可难道一代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竟然只是上述这般见识水准？蒋廷黻早年断言：“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论如巨石击水，掀起涟漪千圈。是非褒贬，一时众说纷纭。
入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如果我们对比同一时代东邻日本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之路，自然就可能探寻到林则徐成败得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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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1）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弱国与强国的外交
郭嵩焘与陆奥宗光出生年代相近，都是开创中日近代外交的鼻祖级人物。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陆奥宗光被称为“日本外交之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然而，郭嵩焘虽然洞察世界大势，苦心力挽狂澜，但他一生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不但未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反而屡遭诟骂，被指斥为“汉奸”和异端，屡经挫折后万念俱灰，投置闲散，含恨死于家乡长沙。相反，被盛赞为日本“辣腕外相”的陆奥宗光，其仕途一帆风顺，顺利实现当年“一举排云翔九天”的宏愿。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头，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郭嵩焘，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郭嵩焘咳嗽剧增，心静如水，已复无求生之望，他强撑病体，留下最后一首诗《枕上作》：“命在须臾病已深，医家首难祸侵寻。强持残骨侵晨起，要只坚强笃老心。”他对家人的临终嘱托是，我死之后，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的最后时刻，郭嵩焘内心充满对这个黑暗世道的孤愤与悲凉之情，他只想早早地上路，含笑西去，不再与这满世界愚顽聒噪的庸人们周旋费舌。
也许他期待，在另一个世界才能寻找到真正的知音。
郭嵩焘去世后，与他相知甚笃的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李鸿章特别提到他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指出就功绩而言，世人皆知盛赞曾国藩、左宗棠，但如果不是郭嵩焘想方设法筹措军费、不辞劳苦打造战船，哪能成就如此盖世之功？仅此一点，就应该为其立传赐谥。可李鸿章一片热情，最后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立传赐谥，在古代是朝廷对重臣大员最庄重严肃的盖棺定论，是为后世提供事功言行的楷模典范。郭氏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他不但在庙堂之上无容身之所，处江湖之远也四面环敌。他是以一人之身而敌全国群情汹汹的非议之声。对这样的人，朝廷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树他为楷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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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2）
出使英伦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曾想会铩羽而归。更想不到的是，他出使英国时湖南同乡一片骂声，回来迎接他的同样是骂声一片。曾经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可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省城士绅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时事。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
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
大都如草只随风。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身在江湖，心系家国，对于日益恶化的大局，他不能不愤然欲言，又不忍不谈洋务。他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终其一生，始终是个官场上的“多余人”。即使身处同一时代的顶尖人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诩，但他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鸦片战争后，西洋对中国的威胁日甚，李鸿章、曾国荃等虽知郭嵩焘熟知洋务，亦不敢轻易向朝廷推荐他，以免*烧身。曾国荃无奈地说，今日欲图国家长治久安，除洋务以外无可自强。而国家虽然有郭嵩焘这样精通西学的人才，却又像西汉的贾谊那样不可重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其时，面对众口铄金，攻讦重重，郭嵩焘依然天马行空，蔑然视之。他从未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主张的一切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豪迈地在自己的诗中唱出了无畏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假如郭嵩焘多活三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便完全印证了他早先的预见（舍政教之本，逐船炮之末，不能使国家强大）。而后生严复一句“惟公负独醒之累”，则一语中的指出了他平生悲剧的根源。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后来也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称其“精解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