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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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笆纹返墓丝驮蚴墙档土俗约旱纳矸荨！ �1929年时，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做衣裳的、做头发的、做丝绸软缎鞋子的、绣花的店铺，全仗她的光顾，生意很好。”卖珠宝的女商贩每隔一阵就登门妓院，首饰盒里装满了昂贵的玉簪、金钗、珍珠和珊瑚头饰，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状。有位作者写道，妓女从前用鲜花打扮自己： 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兰花；到了19世纪末，鲜花都换成珍珠做的花了，虽说要花好几百元，但好处是形状色泽保持不变。有个迷恋妓女的外国人看着妓女们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们满身珠光宝气，８２耳朵、手指、颈项、衣服上无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饰物： 如榛子大小的钻石，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珍珠，还有说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里拿的、用的也都是贵重的物件，如装着镜子和给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银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画饰面的折扇等等。纤手轻摇下的折扇成为表达妓女婀娜体态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妩媚。 这些装饰品都很值钱，妓女经常被盗贼偷抢本身就很说明其价值。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流大报《申报》经常报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应酬时遭持枪抢劫的消息。有一对很有心计的强盗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们花钱同妓女过夜，然后将妓女麻醉，待其睡过去再偷盗。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镯、珍珠头饰和钻石戒指，有时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盗贼如被抓获，一般要判六个月乃至数年的监禁。 举例来说，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应召前往一旅馆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汉口路、西藏路转弯处，包车慢了下来，一个强盗跳上车来，抢走了她那顶镶嵌着51颗钻石、价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报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华人侦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两名强盗中有一人的母亲将抢来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别针出租给了不知情的妓女，后来两个妓女相遇，珍珠花认出了自己的别针，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个强盗叫冤枉，说他买馄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大叫，只见一个强盗逃走了，他从地上捡起了这枚蝴蝶形别针。尽管如此，两个男人和那位母亲还是被判了刑。还有一个案子结局可没有那么好。1920年时，名妓莲英被人谋财害命，珠宝被抢，尸身丢弃上海郊外。关于这起谋杀案及其侦破审讯，报纸作了跟踪报道，有人写成了小说，甚至还编成舞台剧上演（见第六章）。 不过，别看妓女穿金戴银、满身珠宝，她们个人却不见得有多阔绰。有时这些珠宝首饰是凑起来给妓女撑门面的，为的是吸引和留住财大气粗的嫖客。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家去租借之举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８３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阔气的客人不显身，或者并不总能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霉了，可能连首饰的租金都付不出。还有一种情形正好相反： 客人想讨某妓女欢心的时候会送给她贵重的珠宝首饰，等关系冷却下来又会讨回首饰；此期间如妓女为了应付开支将首饰典当出去了，客人就会威胁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时，《时报》报道说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黄浦江了，其实她就是遇到了这种尴尬。摇舢板的船工将她打捞上来、交给警方后，她解释说，自己为了付医药费，将一个客人的馈赠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时限日要她还东西；现在大限已到，还不出来，便只好一死了之。（负责此案的警探将她交给同一妓院的两名妓女和两名娘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报经常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例如几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现在成了注重时髦的女子的标准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纪初，西式时髦已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来品的照相术已被接受，19世纪末上海名妓更是争相拍照留影。从前妓女对镜作自画像、并将画像赠予相好嫖客的传统，这时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们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这样的照片还能直接从上海的照相馆里买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为显性的存在（但不见得使她们变得更可亲近），照相术也使妓女的形象更准确更多样化。 许多高等妓女试着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饰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见图5—14），兰云阁身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带，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沈宝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执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绣花丝袍，还镶着珍珠花。有几位全套戏装，摆着戏中人的架势，还有的穿着不过分讲究的中装，不过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 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秦楼、花四宝和筱青楼则是维多利亚仕女打扮，戴着饰花的草帽，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还有翻毛领子，这样的装束虽不普遍，却也不算罕见。影集中有好几位女子手里拿着西式装帧的书籍，还有一群坐在一辆早年型号的轿车上８４（据说妓女还学会了打西式台球，虽说书中没有表现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 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 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惟一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标记就是缠足。许多照片中人是小脚女人，她们只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传提到，西洋风气传进来后，已不时兴缠足了，现在嫖客讲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细。小传中又说，尽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缠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缠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资料中不大说起裹脚的事情，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料对娼妓的肉体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资料中的描写集中在服装、容貌、优雅的步态以及活泼或缄默的脾性。 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职业生涯有许多重要关头： 初进妓院，调换地方，自己开业，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后重新回来做妓女；这时她们同上流社会的男人一样，会给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珑老七”搬到天津去后，改名叫“爱温”；回到上海，又选了“年年红”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个花名时红起来了，有时就会保留这个花名。世纪之交有个名妓给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那柔弱多病、爱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释说，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细巧、８５美丽或香艳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还说，“体面人家的女子是不取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选择表明何时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尽管作者断言，有审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风尘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许多名字听上去很像吟诗作画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号。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小报上有一条评论劝人别拿这些地名太当真： 取名“金银楼”的妓女不见得有成堆的金银，叫“花月阁”的未必如鲜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轻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简陋，其实这名字反倒衬托出她的风雅。 高等妓女的花名还往往表明她与其他妓女的亲缘关系（血亲或收养）或族谱上的关联。名妓年纪大了，会找一个或收养一个下手，她会给新来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如“李双珠”的养女就叫“小双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评论说，别看她名小，调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如果几个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呆好几年，那么她们会用同一个名字，只在后面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时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张素云、张宝宝、张老云等），或是共有一个辈分名（如张老云、张素云、张雅云等）。这时小报便以“三陈”、“二凤”（高凤、青凤）称之。一指南书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时同名者，以致寻芳访艳之流辄为之误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关联，但不一定是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关高等妓院的书文通常聚焦于一个有着繁缛社交礼仪的小世界，整个过程由色艺双全的女子引导。但是，当作者们谈到取名问题时，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们解释说，妓女起了花里胡哨的艺名，其本姓便隐去了；他们猜测说，起名背后可能是不想让人从她现在的生活追寻其身世，或者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８６1917年的一部指南说， 海上妓女多隐其本姓，于名则随意命之。……歌姬以千万计，而求其标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谓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询诸个中人，咸若讳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为匪人远方拐骗而来，鬻入勾栏，即本人亦实不知其系出何家者。 这些阴郁的评论表明娼妓生涯或许背负耻辱、隐忍失却之苦，这在赞赏性文字中是难得听见的调子。然而，究竟谁是这场痛失本姓戏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惨地从家庭的怀抱中被夺走等弦外之音，但是，这出苦戏究竟关乎妓女、还是以诗文对其表示倾慕的人，却实在是不清楚的。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资料中传达出某种情感，却不说明那是谁的情感。 梳妆打扮得体、身着华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装饰精美的妓院里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几层楼高，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19世纪的游记不光写妓院里的女人，它们几乎同等地关注妓院陈设之富丽堂皇，以及这种优裕的环境所唤起的愉悦之情。1893年时，池志澄写道，青楼 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