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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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十）
娼妓的生活艰辛、没有保障，但对于上海的穷苦妇女来说，她们的景况恐怕不是最惨的。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员在调查妇女就业机会的时候发现，展示色相和出卖性普遍提高了收入： 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真正的女子职业，惟有工厂女工才是用血汗换饭吃，其它的什么女店员等职业，６４已有几分“活招牌”性质，妓女更是挂招牌出卖性欲的，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的报酬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宿，也能获得袁头三五枚。两相比较，工女确比妓女苦得多！ 然而，这位作者继续用典型的30年代谈论娼妓问题时的矛盾态度说，这职业却不能只凭收入多少来评价的： 物质的报酬，工女虽不及妓女，而精神的愉快，妓女却万不及工女，因为工女不必去挨胡椿的刺痛，不必去承受酒气醺天的接吻，不必装了笑脸去应酬她所不愿意见的人，不必去挨老鸨们的毒打，不必去受工部局的检验。 妓女越来越多地从事性的、而不是社交的活动，中国观察者的著述越来越显著地写到性的贬值和堕落；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娼妓业也日益被再现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 尽管如此，在困苦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最上层的妓女有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工作环境，还往往能嫁给有权势的人，从而走出妓院。自主权则谈不上，从一切方面来说，她们有权力其实只因为她们同有权有势的人相好；然而，凭着技艺和运气，她们的光景以及把握自己人生的灵活度则胜于工厂女工和多数为人妻者。处于社会底层的卖淫业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职别，而是呈现不固定的流动的形态，可以让经济上处于窘境的妇女找到临时的谋生手段。这时娼妓业往往与其他工种和婚姻形成交叉关系。从社会类别看，娼妓业的人员构成有进有出，并无恒定性。 分类与统计最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的是身陷妓院制度的娼妓，嫖客的阶级地位高下对她们不起作用。她们的工作乃至人身都给妓院的老鸨或老板管着，在一些方面地位同奴隶差不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她们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的同时，却也不应忽略另一方面，即她们以各种手段抗争着，对自己的娼妓生涯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论说。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娼妓业的行市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找名妓，主要为精美奢华的享乐，６５现在城里经商做工的人群激增，这些人有未婚的，也有离开了乡下的妻子进城的，于是娼妓业也适应市况，为这些人提供性服务。需求刺激供给，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逃难人、养不活女儿的乡下人，源源不断提供了人员之需。随着卖淫的“普及”，娼妓的处境便也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事各类无执照的地下卖淫或有各种“摩登”职业为掩护的变相卖淫，地位卑贱而且没有任何保障。这种趋向同上海的洋人和华人中发展成长的各类各派改革潮流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治理或取缔娼妓业的呼吁，然见效甚微。娼妓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已被公认为一种社会类型，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是一直到50年代初，市政府才成功地取缔了这一特殊的做妇女生意的市场。 娼妓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话语层面的变化上，但不能将话语的变化只看作是对马路上、游乐场里下层妓女和变相妓女人数激增的现象所作的简单反应。话语的变化也必须同时看作是一张指路的交通图，它表明社会的上层自身处于变化之中，他们所关心和担忧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正是变化的上层之变化着的思虑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娼妓每日所面对的有形环境，而且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她们作出回应的诸多可能性。以下各章将更充分地探讨这些思虑。
第三章 妓院规制（一）
20世纪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书文中所得到的关照远非其他各类淫业形式能比。史料将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语境之中： 它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是产生城市男子气概的场所，也是妓女不断周旋于老鸨、佣仆、嫖客之间，争取自己的地位的社会空间。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开的、有复杂的组织系统的生意场，其营生要靠多方提供货源及服务。顾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开场合召妓前来酬酢宴乐，地点可以在妓院里，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红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间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联系。这类关系又使娼寮成为权贵名士展示风采学识的场所，这里所要表现的男子气概，主要是社交层面上而非性色意义上的品质。造就这副男子气是危机四伏的冒险事业，于是介绍高等妓院的书文便为新手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怎样赢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书提供了有关妓院生意规矩的详尽知识，一个客人要显示自己很有教养、深谙此道，就必须了解这些知识。指南书还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审美情趣和常规礼节。一个男士为了在光顾欢场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面前摆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腰缠万贯的架势，那么不论他是否想同某妓女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都必须对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复杂精细的社交和出账的规矩。不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鸨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杂役佣人交往，也都被刻画为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就需要客人对妓院的内情多有了解才是。 指南书是一种手册，70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作了细致的规定。①书中主要介绍铺张的、有相当规模的、十分公开化的妓院，尤着重于其组织形式方面。当时上海的妓院很可能并不像留下来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许中档的、不那么正式的妓院更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游指南所开列的，是妓院应有的规矩，或者是怀旧的作者遥想往事时所回忆起来的、妓院曾经有过的规矩；这些指南极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发生的变通、谋划或偏离规则等情况。其实它们所说的，只是男人们感到自己应该了解的、处于通商口岸迅速变化的特定环境中的上层社会的习俗，同时它们也透露出这些男士愿意以什么方式整理和回忆这类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世道变了，常常是变得让人扼腕叹息，而指南书的作者和读者企图做的，就是将旨在确立等级流品、确保赋予愉悦感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固定下来。 愉悦妓院规制指南书不但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还因对细节问题不厌其详，而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对作者不怎么关心的另一些问题的解答，例如老鸨和妓女之间怎样分配权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么出路、受到哪些限制等等。这样读指南书经常会使我们看到令人惊诧的权力关系布局，从而挫败任何企图用线性方式描述下属群体等级系统的努力。嫖客无论从社会性别还是阶级地位来说都处于优势，但他们却时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鸨必须很有技巧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中，才能争取到大范围的经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她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年纪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个别妓女会挫败她，挣脱她的控制。妓院里的女佣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们有时也会是妓院中有控股权益的人，那些名义上是雇佣者的人反倒要听命于她们。究竟是谁在为妓院立规矩？以上提到的安排尽管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凭常识所形成的看法，但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第三章 妓院规制（二）
业主和经营者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 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段、会卖弄风情等，细节十分有趣，有时也令人厌恶。从如此混杂的材料中拼凑出连贯的“老鸨肖像”只会模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衍化过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７１这样的拼合也会遮掩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文字体裁对创造“事实”的影响，用更具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类之效应的事实。 在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中，指称老鸨的用语从直截了当的贬称到带嘲讽意味的尊称，什么都有。最常见的一组名称用的是一种捕猎鸟的名字“鸨”： 如“老鸨”、“鸨母”、“鸨妇”等。最近有评论者解释说，“鸨”是一种放肆的、无法无天的禽类，用这个词就是要让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贪婪和无情”④。但是如此刻画可能只是后来人的回溯性联想，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联系。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⑤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⑥“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 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⑦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⑧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⑨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７２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