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岳飞--品南宋中兴-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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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是南宋年间硬汉的代表。其中最能体现其“硬汉”精神的，不是在民族战场上和外国朋友死掐，而是在其被捕入狱后的表现。岳鹏举并没有像其他“犯臣”一样“山呼万岁”，然后喊着“皇上圣明”“臣罪该万死”之类的传统口号，一边向自己脸上不停地“抹大粪”，一边不失时机地表达忠心，以求得一线之生机，而是采取了“绝食”“拒绝交待”的态度。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此时的岳飞是在同“万恶的旧社会”进行决裂，但最起码已经将“不为瓦全”的精神表现得尽致淋漓。
虽然硬汉精神极易受到人们的推崇，但却与官场上“吃饭要防噎、走路最怕跌”的潜规则背道而驰。因为“硬汉”们通常都具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而这必然将与特权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悲壮的死：
第七，悲壮的死：
我们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岳飞是躺在高干病房里安详地与世长辞，即便他生前有再大的功勋，也很难给世人，尤其是后人以极强的共鸣。
岳飞的遭遇；称得上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的悲情剧本”。虽然南宋年间抗击外侮的志士仁人不在少数，在岳飞之前有“中兴第一相”李纲、三呼黄河而卒的宗泽，之后有辛弃疾、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更不论与岳飞共同浴血沙场的韩世忠、刘琦、吴玠等货真价实的名将。论忠、论勇、论文才、论武略、论节烈，有些人并不逊于岳飞，可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却无人能够与岳鹏举相比肩。 其中原委固然是以多元化而著称，但，“含冤风波亭”则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般的关键一笔。身为抗金名将，没有殉于沙场，却被“自己人”所害。“忠而遭戮”“壮志难酬”的结局，不仅能够博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贩夫走卒、市井草民的广泛同情，也极易引起同样身处政治漩涡的诸多士大夫们的共鸣。
人们崇拜英雄，尤其是悲剧英雄。悲剧英雄就好像一部部将美好的东西打碎给别人看的名著一样，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善、美追求的原始欲望，对假、恶、丑的憎恶。
在我国古典的悲剧英雄中论其身价、影响力，能够与妇孺皆知的岳飞相提并论的，大约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千里走单骑的关羽。
但，正所谓“三国无义战”。诸葛亮、关羽毕竟身处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从正义与否的角度而言，魏、蜀、吴三国基本上是半斤对八俩，曹操、刘备、孙权也绝非忠奸对决。所以，诸葛亮的“忠”，更多的是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并未超越“小资情结”。而关羽的“忠”，则参杂了太多“哥们”义气的因素。这一点，又很难同在民族战场上纵横驰骋、抵抗外侮的岳飞相比肩。
想下都下不来的“神坛”。
小 结
在岳飞逝后数百年，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入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却长期处于屈辱、附属地位。山河破碎、强敌入侵，使人们对岳飞的崇拜不仅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逐渐将其推上了想下都下不来的“神坛”。
如果在中国古代民族英雄中做一个人气指数排行榜，岳鹏举恐怕要在戚继光、袁崇焕、郑成功之上，甚至连团队组合杨家将，也要自叹弗如。
现代读者群已经习惯于用挑剔的目光来审视历史人物，例如：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津津乐道的水浒一百单八将，他们那所谓的“替天行道”，及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古惑仔”作风，已经遭到了普遍质疑。但对于以岳飞为首的民族英雄，却依然保持着那曾经的崇敬之情。
抗日战争时期，多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民族的战场。时至今日，当我们轻吟起那从远古走来的军旅散文——《满江红 》时，胸中，依然会热血沸腾……
窝里斗的玄机（1）
1。风光无限； 福祸相依（窝里斗的玄机）
中兴四将，产生于一个历史拐点，消亡于另一拐点，如潮起般雄壮，如潮落般凄凉……
有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多如牛毛的大款大腕；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启发金庸老先生写出《射雕英雄传》的“靖康之变”，在重文抑武的宋代，“中兴四将”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北宋的灭亡应当看作是“中兴四将”产生的拐点。
但，四将的脱颖而出是建立在一个并不牢固的政治基础之上。原来，“以文制武”作为祖制，在南宋并未得到改变，只是有所松动而已。而且赵构政权自建立伊始，就将北宋那学名叫“党争”，实际就是“窝里斗”的精神毫无悬念地保存下来。
“窝里斗”的玄机（2）
何为“窝里斗”，说白了就是自己和自己人较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煮豆燃豆萁”。按理讲，“窝里斗”是小人的专长，其实不然。北宋中期的王安时和司马光，都是青史留名的“大家”，却也都是“窝里斗”的高手，只不过在行为上光明磊落一些罢了。
而在南宋初年名目繁多的“窝里斗”项目中，其中又尤以文臣、武将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攻炫为甚。武将们喜欢拿文臣的“娘娘腔”开涮，认为读书人只会吟风赏月、故作一些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就如“小布尔乔亚” 般的无病之呻吟；而文官们则将军队干部拥兵自重，看成是和谐社会的一大隐患。
虽然“重文轻武”曾经是宋廷一项比计划生育还重要的国策，可随着南宋步入武将掌兵时代，军队干部也开始摆脱了“二等公民”的尴尬地位。
在政府的默许下、在战火硝烟中，宋廷逐渐发展起以张（俊）、韩（ 世忠）、刘（光世）岳（飞）四将和西北吴玠为首的五支主力军。其中：
1．中线：
1）岳家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两湖（湖南，湖北）：
两湖的前沿——湖北北部，虽然与河南地区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但是汉水支流唐河、白河冲击而成的南阳盆地却是湖北进入中原的捷径。从湖北的襄阳一带出兵，向北穿过南阳盆地，越过伏牛山低矮的丘陵，可长驱直入到以河南洛阳、开封为重心的中原腹地。
优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作战能力“超级棒”的岳家军，两湖地区因此而成为了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
2）刘光世的部队以今天的安徽合肥为大本营，坐镇长江下游的淮西地区；
3）张俊所部主力集中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周围，既是首都杭州的一道屏障，也是对中线刘光世人马的一种补充。
2．东线：韩世忠的人马雄踞楚州（今天的江苏淮安），虎视山东，为长江下游北岸——淮东地区的一道屏障。
3．西线：以名声、资历稍逊于中兴四将的吴玠、胡世将等为代表，坐镇西北地区的川（四川）陕（陕西）一带，控扼着南宋长江上游防线。
该路南宋军队虽然利用西北地区多山地的特点，缘山截岭、据险以守，并且采取主动出击的积极防御，杀伤了敌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金兵通过陕西南部占领四川、控扼长江上游的战略企图，但却并未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始终处于一种防守的态势。 。 想看书来
“窝里斗”的玄机（3）
中兴四大将组成的协防中：
1．东线的韩家军、中线的岳家军作战能力较强，是北伐的主力部队，就好象足球队里的郝海东、郑智那样的大前锋，属于进攻型选手。但是坐镇淮东的韩家军在1136年、1140年北伐中原的两次战役中，却鲜有上镜的表现，没有与中线的岳家军起到遥相呼应的作用。
造成这种令人有些遗憾的效果，是由于南宋在江淮一带主要采取一种守势。韩家军名义上有八万人，但实际上驻扎在一线江苏淮安地区，可用于进攻的兵力仅三万人。
2．中线：
防守淮西的刘光世部前望淮河、背靠长江，负责补漏的张俊则坐镇京机要地。这两个弱旅虽进攻明显不足，但防守绰绰有余；别看对阵少数民族同胞战果显得有些青涩，修理二狗子伪齐、维持社会治安倒也真称得上是专家级的好手，总是能找到名将的感觉。
这种军事力量的部署，如果说是黄金搭挡，毫无疑问给人一种吹牛不上个人所得税的感觉，因为从收复失地的角度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但却是以防御为重点这个基本国策下的最佳组合。然而，1137年淮西兵变，刘光世帐下四万二千余将士跳槽，致使南宋长江、淮河之间本来就薄弱的防线更是出现了瘸子加棒打的感觉。1140年北伐，东、西两线虽然取得一些小胜，却无法扩大战果，有力配合中线岳家军的势如破竹之势，而中线的张俊大军却更是几乎无功而返，兵力不足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据史料记载，到1135年，仅中兴四将的直属部队人数就已经破天荒般地达到了18万之多。
“内轻外重”的局面，在悄然无息中逐渐形成…… 。。
小吴的激情散文——“窝里斗”的玄机（4）
随着武将势力的“步步高”，文官集团也开始出现了连锁反应。早在1129年8月，当时南宋政权尚处于金兵压境下的生死存亡之秋，就有臣僚上言：“诸州守臣，既带安抚又兼制置，及许便宜，权之要重可拟朝廷。”1133年12月，一个叫吴伸的下级官员，居然也写了一篇以武将跋扈为核心，长达五千余字的“激情散文”……
这位在历史上不知该称作“小吴”还是“老吴”的“无名小吏”，在文中引经据典，竟以“唐朝末年黄巢大起义，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坐视其乱”为例，认为金人支持下的刘豫“伪齐”政权未被消灭，是由于各大将“利己”“要君”“包藏祸心”之故。并且公开地来了个“点名批评”，将诸抗金将领一律斥之为智商在常人以下的“庸才”。
当吴伸在充满激情地痛斥各抗金将领的时候，南宋政权虽然刚刚躲过岌岌可危的“危卵期”，但宋 、金双方的攻守之势依然处于泾渭分明之时。而随着南宋在战场上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双方渐渐向势均力敌的方向发展时，文臣对武将的攻轩则更是多得不胜枚举，甚至就连原抗战派旗帜性的人物——李纲，也于1136年上书，表达了对“外重内轻”“指大臂小”的“深恶痛绝”之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窝里斗”的玄机（5）
文臣攻击武将，既有公愤，也存在私仇。
所谓的公愤，是指当时一些武将，的确产生了跋扈言行，因而有“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任数避事，无若张俊”之说。例如：大将刘光世的一个部下被朝廷录用后“转官”，即现在俗称的在本单位内部换了个岗位。但老刘竟认为这小子透漏了本军的机密而欲“杀之”。最后逼得这位将官不得不躲到监狱里才幸免遇难。
从这样一桩尚属于“小事”的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光世等人已经成为了藐视朝廷的“悍将”。而1129年造成赵构“短期休克”的“苗、刘兵变”、1137年四万多将士叛逃的“淮西兵变”，更是为将军们的跋扈“罪行”提供了两款活生生的标准教材。
所谓“私仇”，主要还是指权利分配问题。权力就好像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