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掌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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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年先生:
明朝没有了,接着就是清朝。努尔哈赤开国,没有看到统一;皇太极五十二岁过世,也没有看到统一。顺治帝看到统一了,二十四岁就往生了,前期主要是多尔衮在摄政。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清史稿?圣祖本纪》对康熙帝有个评价:“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星云大师:
康熙帝学西学,后来呢?
崇年先生:
康熙帝引进西学,学习西方很好,但没有形成制度,结果人亡政息,他故去之后,这些就没有了。他如果建立制度就好了,就可以后代延续下去。所以制度很重要。
星云大师:
还有乾隆呢?
崇年先生:
清朝皇帝在位六十年以上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多。但是,乾隆朝西方世界发生大变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乾隆皇帝高傲自大,故步自封,乾隆中期发生王伦民变,天下也不太平。所以,乾隆帝够不上“千年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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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
有无相生
星云大师:
前面说过,“不给”两个字,养成了我淡泊物欲和“不要”的性格。
崇年先生:
可是,您什么都有。
星云大师:
是的,我不要而有!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能体现钱的价值。如果我要、我有,那么人都有贪心,有钱就会把它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此,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说:因为我“不要而有”,所以才有佛光山的一切。平时只要我有一点稿费收入,或是皈依的红包,我就拿来建寺庙、办学校、添置各项弘法设备。我认为个人可以不要,但是大众要,要给大众。我常说,我也是一个信徒,我跟大家一样,我也要布施,我也在学习喜舍。我经常教诫佛光山的徒众,不可以在信徒面前说到喜欢什么东西,因为那是一种暗示,你欢喜,要他买给你,这是罪过,不可以的。我有多少奉献、结缘?我觉得出家人要“以无为有,以不要而有”,不可以被物质所囚。
崇年先生:
您的“有”与“无”是您的佛家有无观。
星云大师:
世间的人总认为,“有”、“无”是相互对立的,有的不是无,无的不是有。但事实上,有的也会无,无的也会有。你本来没有钱,忽然中了彩券,一夕致富,不就发财了吗?有财有势的人,忽然遭遇一场横祸,顷刻间财富荡然无存,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假如有慧眼的人,能彻底认识世间,就会知道“有的非真有,无的非真无”。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虽然这个理论要实践很难,尤其佛教信众过的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是从“有”上面着力去获得需要的,不过出家生活还是要从“无”上面入道。“无”反而更大、更多。
崇年先生:
佛家从禅学上看待“有”与“无”,在家人则从生活中看待“有”与“无”。老百姓认为:有,就是有,这个月我领了人民币两千元薪水,就是有了两千元钱;这个月我花了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就是家里不仅没有钱,还亏了五百元人民币。
星云大师:
刚才讲,“有”和“无”不是相互对立的,如《般若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一如,这是从理体上来看待有无;若从事相上说,世间生活不能缺少资生物用,即使佛教也讲究“净财”、“资粮”的具备,所以如何在生活中调和“有”、“无”,这是一种智慧。
崇年先生:
还是有“有”的欲望?
星云大师:
有一次,我在香港机场转机,候机时间需要两三个小时。平时我到机场搭机,经过免税商店很少会去看它;那天候机时间实在太长了,顺道就进了一家文具店。记不清楚当时我是看到一样什么东西,忽然动念想买。问过价格,大概要港币四五十块钱,但是我身上没有钱,我怎么买呢?这时看到慈惠法师从远远的地方走来,我说:“惠法师,跟你借五十块钱。”她问我:“做什么?”“我想买这个东西。”她走过去一看,说:“啊!师父,不要买啦!这个在台湾多的是。”说完转头就走。我在后面一愣:“啊!身上还是要有钱!有钱就可以自己买,就不跟人家借了。”
崇年先生:
在佛家看来,“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好像有像点绕口令。佛家的“色”,不是“女色”的“色”,而是与“心”对立的佛教名词,是指人能感触到的、有形质的东西,佛家把它称作“色”。弄清“有”和“无”,“色”和“空”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智慧。
不过,禅学的“有”与“无”是理论的概念;生活中的“有”与“无”是实践的行为。出家人住在寺院,实际上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在家人住在家里,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孩子上学,老人生病,都要花钱,所以他们从生活的现实来看待“有”与“无”。不过,在家人有一点禅学知识,从出家人的禅学看待“有”与“无”,视野可以更宽、更远些,心胸可以更大、更包容。
星云大师:
您说的没错,在家生活“开门七件事”,哪样不需要钱?人大都是为钱而生活,但钱是无限的,够用就好,而且很重要的是,钱要用在刀口上,要用得及时,用得有意义!
昨天我刚从大陆南京回台湾,到机场的路上就想着:“回台湾应该不要用钱了吧!身上还有一点人民币,全部送给开车的司机好了!”但是想到回台湾,在机场有人会用轮椅来推我,要给小费!我就问同行的容法师:“您有准备到机场要给的小费吗?”她说:“我准备了。”结果到台湾后,通关出了机场,我问容法师:“有没有给小费?”容法师说:“找不到人了。”我一听就很生气:怎么不懂得小小钱的布施呢?
说到用钱,过去常有人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事实上我不是很有钱,而是“会用钱”。我常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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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
佛门威仪
星云大师:
我个人的生活一向很简单,有时候三餐“以茶泡饭”也可以吃得很满足。因为我对物欲需求不高,甚至可以说“安于贫穷”,所以在弘法的旅途中,一路走来都能不因生活贫乏而退失道心。
记得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没几年就受邀到宜兰弘法。当初宜兰没有和尚,尤其像我那么年轻的出家人更是少见。我那时才二十多岁,第一次到宜兰北门口雷音寺,看到寺里的设备十分简陋,生活条件很差,但我没有生起嫌弃的心。尤其在我第一天到达雷音寺的时候,连上个厕所都看不到厕所在哪里,因此必须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到火车站去上厕所。因为这样,训练我一直到现在,从早上上过厕所之后,到晚上都不用再上,这是慢慢训练成功的。
崇年先生:
真是硬功夫。那天我同您从高雄经台南到台中,早上八点出发,傍晚六点回来,有十个小时,期间您关照我上净房 ,可是我注意您没有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连续十个小时不去洗手间,真是功夫!
星云大师:
我记得当年走在宜兰中山路上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在店家门口朝着我看。我感觉到他们在旁边看我,所以就更加的“眼观鼻、鼻观心”,正经地往前走。我常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督促我成长、帮助我成长的老师,我要感谢他们。
崇年先生:
长辈也是监督我成长的老师。我的祖母要求我们走路要挺胸,不许斜视,不许东张西望,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对我以后的行动坐卧都有帮助。
星云大师:
在佛门讲“四威仪”,就是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走时,如和风般轻快洒脱;站立时,如古松般笔直挺拔;坐下时,如大钟般沉稳庄重;安眠时,如弯弓般右胁而卧。这种卧法是右胁向下,两足相叠,以右手为枕,左手伸直,轻放身上的卧法,可以收摄身心,不忘正念。因此,又称“吉祥卧”。
崇年先生:
仪表很重要。11月25日,您在如来殿做开示(讲话),那天大殿人太多,有些人坐不下,就坐到台上。您讲话时间很长,一位听众站起来给您送上一杯水。您说:“我不喝!我从来讲话不喝水,以示对听众的尊重!”还说:“我要有威仪!”当时我想,台下的听众不能喝水,台上的讲者也不喝水,讲者、听者都不喝水,这就平等。转念一想,台上人在讲,费口舌;台下人在听,不费口舌,所以台上讲者喝水,台下听者不喝水,这是可以理解的。
星云大师:
我演讲几个小时不喝水,主要是对听众的尊重。
崇年先生:
12月1日到4日晚间,我在佛光山大会堂给丛林学院师生做报告,每天一场,连续做了四场报告。演讲时,主持人、听众都让我喝水,我说:“我向星云大师学习,台上做报告不喝水,以示对大家的尊重。”
星云大师:
“尊重”是做人应有的修养,也是佛门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在佛教里,信徒恭敬佛、法、僧三宝,法师也要爱护、尊重信徒,所以我常对徒众说:要对信徒添油香。你给信徒欢喜、法益,是对信徒添油香;你爱护、尊重信徒,也是对信徒添油香。
几十年来,我在佛教里一步一脚印地走,要办报纸,有大家发心出钱出力一起办报纸;要办电视台,大家一样出钱出力办电视台;要办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乃至盖道场,大家仍然是出钱出力办学校、盖道场。大家的发心真是无穷无尽,无有休止,他们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家用开支以外,为了信仰,无不诸多奉献。当然,有的人很欢喜乐助,但也有的人省吃俭用,比较勉强。也有的人做资源回收,捡垃圾、拾破烂,卖了钱之后,捐给佛光大学作为兴学之用,每个月一百元、一百元地赞助,让我很感动。实在地说,不是我教育了信徒,而是信徒教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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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
契理契机
星云大师:
我一生演讲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维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运用到生活上,以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南。
崇年先生:
我有类似的体会。譬如,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最后一讲的大结局部分,怎样在三十二分二十秒的时间内,把明朝灭亡和清朝兴起的原因说清楚,让专家学者觉得可听,平民百姓觉得可看,这就很不容易。从一开始我就思索着结尾这个难题,前后想了三个多月。一天夜里两点,我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地醒来,突然豁然开朗——明亡于一个“分”字,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兴于一个“合”字,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我很兴奋,披衣起床,打开电脑,把心灵所思记录下来。这个观点讲了之后,从科学院院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