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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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福并不气馁,“其实打心眼儿讲,好什么?拿出一部分来,与别人技术上、设备上与品牌上的合作,可以;局部的合作,可以;不可能说把吉利全部拿出来与国外企业合作。合作了,给你百分之几十的股份,又能算得了什么。只要你加入了它的体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李书福也道出了缘由,“几大汽车厂的老总们对吉利不感冒。汽车厂的老总们喜欢把造汽车说得很神秘,但是我偏偏打破了这种神秘,他们认为我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秩序,破坏了他们好梦。”
受到冷遇的吉利发誓:一定不做国外汽车列强的附庸,也不做国内汽车行业的配角。
于是,吉利就把眼光瞄准中小型汽车企业。这时,吉利相中了江南奥拓,希望能从江南厂那里再次“借腹生子”,采取迂回战术上公告。江南厂全称为江南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属于兵器工业系统,根正苗红,而且具备轿车生产经验,它曾经是奥拓的生产厂之一,原来生产的主导产品是微型轿车“江南奥拓”,只是后来举步维艰,2001年以来产销量很低。但对吉利来说,一个根正苗红就是一切:它有轿车目录,能上公告。
此后不久,吉利就与江南机器厂签定了协议,吉利和江南厂合资成立江南吉利汽车制造公司,吉利投资2;400万,占合资公司49%的股份。不久,新公司也注册完毕,资金到位,开始运行。吉利派出得力干将前往湖南湘潭的新合资公司,领军的便是吉利汽车常务副总安聪慧。
江南吉利公司的各项生产准备工作还在积极进行当中,模具正在调试,2002年3月,江南吉利汽车制造公司当时计划投产的车型正是刚刚公布的《公告》产品目录中的NJ7130。下线时极有可能是“吉利江南”而不是“江南吉利”。其实新车品牌是叫江南吉利还是吉利江南,并不那么重要。以吉利汽车当时的产能与销量之比,浙江的两个生产厂已足够。此次接手一个老国企,确实用心良苦——不能居于控股地位,不能用自己的思路去改变这个老国企,必然会给吉利新战略带来一些麻烦。其实,吉利一直想取得对新公司的控股权,但为了上公告,一直隐而不发。
但李书福万万没想到中国汽车工业向民营资本的开放进程有这样快。
2001年11月9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6批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公告》,吉利JL6360榜上有名。国家经贸委的公告,明确了“吉利”是国家汽车定点生产基地的地位,从而也给李书福吃了定心丸。众所周知,中国第一家民营汽车制造商吉利曾是无依无靠的“野孩子”,历经摸爬滚打之后方才得到一纸“正式户口”。
吉利发表了公开讲话:“不让你干或许还是别人的错,但是让你干却还干不好就没有任何可以解释了。吉利就是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走过来的,吉利不怕打阵地战、攻坚战,吉利期望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吉利的竞争对手确实很强大,所以逼着我们尽快地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优势,熟知变化的市场。吉利的最大优势就是了解市场,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只要能捕捉到理想的市场切入点,产品有新意、有特色,老百姓能接受,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吉利愿意参与到这个竞争当中,竞争其实是狼和羊的关系,有了狼,羊就会奔跑,要逃生,羊群就会健壮,竞争有成功就有失败,这很正常的,但我们追求是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
得到了“准生证”后,吉利又开始诉苦:“国家应首先鼓励自主开发的企业,应该给予政策支持,也就是说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从源头上给一个动力,使每个汽车厂都能很主动地去设计,或者把外国的设计公司搬到中国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就有更多更好的汽车诞生。别老是搬过来人家都设计好的老车型,可能都代表落后的车型。如果我们永远用已经落后的东西,那我们中国汽车工业怎么能发展呢。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车型,国家立项后,在这个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应该给你多少贷款,给你哪方面税收的减免。像现在的一汽一年动辄1个亿或者几个亿进行技术改造,但对吉利就缺乏这样的支持。”
吉利认为除了政策上的不平等以外,还有一个名份上的不平等,令他不安。
以前吉利开始造汽车时,别人可以说是“野孩子”、“黑户口”。吉利开发了新款车型,由于申报程序等原因,没有进入国家公布的前五批《公告》,有人又说吉利车是“流星”。后来吉利车进入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目录”,又有人说吉利车是“模仿秀”。
中国路吉利车(4)
吉利高层很有些不满别人这样看吉利,“怎么老是要分得那么清楚呢?吉利也是国家的定点汽车生产企业啊。”看得出,吉利对其“正规军”的身份还是相当在意的。
第二节 老板工程
当年造车,吉利派人专程到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观摩取经,但两个大众动辄数百亿的投资使其目瞪口呆。而吉利能够拿出来试验的资金也就一个亿。尽管在汽车销售上,吉利采用“捆绑式”的销售法,在全国各地以区域经营的形式,由经销商事先买断产品,企业只是同经销商发生支付关系,而不直接同客户发生营销关系,使企业一下子能收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预付款,但充其量也不过2个亿的资金,这对于动辄几十个亿的汽车制造来说也只是车水杯薪。虽然吉利有自己的模式,造的也是低价车,但资金至少也要3到7个亿。
筹集资金做大企业对吉利是重中之重,而筹资的手段,无非是上市、贷款等,在贷款无望的情况下,吉利早看上了温州、宁波和台州一带大量实力雄厚的民营私企老板的钱袋子,它也许能成为滋养吉利汽车成长的沃土。但是吉利如何使得这些私营老板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钱掏出来呢?于是,吉利提出了由民间投资人各自兴办生产轿车所需的主要零配件厂,并联合起来组装生产汽车的造车模式。这种社会化协作生产的发展模式,吉利叫“老板工程”。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缓解资金周转,而且还可以解决零配件生产问题。
吉利在临海买下了这块850亩土地后,建起临海市吉利工业园,并出租给所有的车间和分厂,使所有分厂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内生产办公。在这工业园里有6个车间,但这些车间并非完全由吉利投资创办,那时“对内称车间,对外称分厂”。所有的分厂只有一个大门和大门上惟一的名称——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同一企业内的不同生产部门产品相互不会发生购销行为,没有销售税金,降低了产品成本”。
1997年,吉利成立车身厂,李国顺就是吉利汽车“老板工程”中重要的老板成员之一。他投资一间车身分厂加入了台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临海分公司配套生产车身。李书福、李国顺以及另外一个出资人订立了一个协议:三方约定分别占有股份为40%、30%、30%。其后不久,李国顺又与儿子、女儿按比例投资成立了国通机械厂,同样为吉利汽车配套车身。
后来李书福又添了一些新料,把“老板工程”的内容也扩充了,它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请资金持有者加盟吉利,与吉利合伙创办子公司或分厂,让有钱人成为“老板”;请缺资金但有管理才华的人才加盟吉利,成为吉利管理人员,靠自己的才华成为“老板”。
这种“风险自担,利益共享”的“老板工程”很快吸引了甬、台地区不少有实力的私营老板加盟。
对吉利来说,这个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离的办法,更简便、更直接地集聚了浙江及各地雄厚的民间资本,缓解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老板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吉利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为吉利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弊端:没有合理的监管体系,没有科学的方法,多位合作者之间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很难磨合。有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以眼前利润的最大化为惟一追求,在这一错误追求的驱使下,产品质量意识、管理的科学态度、合作的平等意识被弱化,与此相伴的是企业内部的争权夺利、管理及质量问题、企业家族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甚至有的“老板”竟然开始转移分厂的资产。
确实,“老板工程”的延续性本身大可存疑。因为民间资本更倾向于资金的安全性,对快速获利更感兴趣。当吉利的获利期还在不可预期的未来时,一部分资金的耐心开始丧失。
1997年,李书福大哥李书芳离开吉利。台州的摩托车业务脱离吉利,交给了李书芳打理。
2000年,吉利集团出现了自1994年来的第一次亏损,吉利高层因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见分歧,李书福的四弟李书通也将其所拥有吉利20%的股权让渡出去,全身而退。
5月1日,吉利召开过包括李书通在内的全体股东会议,一致同意李书通退出吉利集团,他所占吉利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份置换成吉利集团所属浙江嘉吉摩托车有限公司80%的股份,这80%的股份价值8;000万元,李书通与吉利脱离关系。这家名叫浙江嘉吉的摩托车公司是吉利集团旗下最主要的摩托车厂,曾为集团贡献了近30%的利润。股份置换后,吉利集团退出了浙江嘉吉摩托车有限公司的参股经营活动,5月3日,浙江嘉吉摩托车有限公司的股东变为李书通与丁丽花夫妇两人。
此时的李书福也看到了老板工程的负面影响。为了解决吉利汽车“内部”突发而至的纷争,吉利逐步淡化这一提法,开始对“老板”的选择。强调“四化”要求,即知识化、年轻化、决策科学化与管理民主化,对已经加盟的“老板”,凡达不到“四化”要求的,作相应调整,并采取派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质量监督人员参与管理的办法,使分厂、分公司等各部门置于吉利的规范化管理之中。
中国路吉利车(5)
作为“老板”,李国顺表现得有点过急,他无法接受集团对分厂管理层的调整,提出归还货款、归还车身厂或者以资抵债等要求。而李书福按照“优化老板工程”的战略,提出国通厂与豪情汽车厂整合,要求国通合并入豪情,成为豪情辖属的分支机构。当时李国顺在车身厂上已投入了5;000万元,而吉利则希望将其中1;000万元作为资本投入,4;000万作为借贷资金,从而使吉利拥有国通50%的股份。
原本在企业内部很自然的“购货欠款”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矛盾。吉利指责车身车间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车间”针锋相对,称“不归还欠款,将会让生产线停产”。而吉利也无法容忍车身厂擅自停产,影响整个吉利汽车的生产计划。于是,由于在吉利与李国顺之间无法达成一致,吉利终于派人强行接管了自己控股的车身厂。
对此事,吉利说法是:“个别老板由于自身文化和阅历的限制,管理上满足近亲繁殖的现状,观念上认为谁投资谁就有经营权,对吉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搞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难以理解,并有抵触情绪,认为集团派经营管理人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