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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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这一句话非常关键，否则我们会走两个多小时的冤枉路。见到姑姑时才刚刚下午三点钟，老人家见到父亲和我，霎时眼泪就流了下来。决定将“老九”送回去以后，我脑子里也想过有可能出现的几种可能，比如“老九”有可能因此坐牢或者劳教。但是，现在的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广东人并没有被打死，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什么事都没有了。也就是说，“老九”在赔偿广东人的部分医疗费外，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到劳教所劳教几天。但是现在最坏的结果也不存在了，二表哥的女婿告诉父亲，他已与临湘县公安局的朋友打了招呼，赔三千块钱，其他就没事了。二表哥的女婿姓钱，三十不到的年纪，长得相貌堂堂，高高大大，说话办事都显得底气十足，一看在临湘县城里是一个有份量的角色。果不其然，听二表哥介绍，这女婿现在县税务局侦缉队里当队长，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特警，拳脚厉害得三四个人不是对手。
由于公事在身，在将老九交给姑姑以后，我和父亲就启程往回赶。走时，姑姑，二表哥和那位当队长的女婿一直将我和父亲送到车上，只有“老九”不仅没有与我们打招呼，竟连楼都没有下。这家伙？我在心里连连摇头。
出了临湘县城，我与父亲沿107国道原路返回。父亲自与姑姑道别后就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理解父亲这时的心情，年纪大的人怀旧的情愫比年轻人不知要浓多少倍。他就这位唯一的姐姐，八十多岁了，今天能见上一面，下次还能不能见上都是一个问号。母亲最了解父亲，自与姑姑联系上后，她多次请姑姑搬到江夏来住，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缓解父亲的思亲之情，但都被姑姑以放心不下“老九”为理由拒绝了。八十多岁的人仍在为二十出头的人操心，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姑姑就是这样，或者有更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这是传统，几千年的传统，自己无法改变，别人也无法改变。
在离临湘不到三公里的地方，父亲突然要我将车子在路边停一下。路两边五百米的距离内全是卖竹器的店铺，说是店铺，其实只是用竹子搭成的一溜草棚。草棚前摆满了各种竹器，桌子、椅子、茶几以及凉席、凉板什么都有。这些竹器做得非常精致，每一件都可算得上是一件考究的工艺品。父亲用挑剔的眼神慢慢地看着，最后他游离的目光定格在了一把躺椅上。这时长得矮墩墩的店老板走了过来，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夸赞父亲：“你老好眼光。”
父亲看他一眼，那意思是说：凭什么说我好眼光？
老板接着说：“你看，这椅子的框架是用樟木做的，不仅香，而且不生虫。椅垫是用在水井里泡了三年的竹皮编成的，不仅凉，还防虫。还有这做工，雕工，哪一样都是精细的。夏日里，老年人吃了晚饭，泡一杯茶，躺在上面，嘿，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老板三十不到的年纪，剃着板寸头，皮肤黝黑，看着像个下力气的人，但嘴皮子滑得可以，并且眼神里透着狡诈。
父亲打着哈哈，说：“只是看看，看看。”
父亲往旁边几家看了一圈，最后还是走到了那把躺椅边。他躬下腰，将椅子的靠背往上抬了抬，然后慢慢坐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左边的那根椅脚竟断了，父亲整个身子倒在地上，我赶紧将他扶起来，好在没有伤着。在我们还没有为突然的变故回过神来时，老板三步并着两步跑了过来，一脸不高兴的表情：“你们怎么不小心呢？”
这时我冷静了下来，第一念头是今天遇到“做笼子”的了。“做笼子”是武汉人对那些专事敲诈勒索的人所设圈套的统称，例如那些街头摆象棋残局的，在长途汽车里用线套铅笔的，或者在街头巷尾扔一个装满秘鲁钱币的钱包引你上钩的，等等这些不入流的伎俩，统统称为“做笼子”。这些东西我见得多了，所以一点儿不慌张，我没有理会那老板，只是将那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来，仔细看那断了的地方。凭心而论，这“笼子”做得一点儿没水平，左边那根椅脚的断处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痂疤，在断处还钉有一枚半寸长的钉子，也就是说，这根椅脚在以前就断了，只不过是老板有意将钉子钉在一起。我将那颗钉子指给那老板看：“这是你卖的椅子？”
“是又怎么样。”老板盯着我，一副耍横的口气。
这时我发现周围不知从什么地方围上来七八个人，都三十岁不到的年纪，个个一脸冷漠。哈，准确一点说，今天不是遇到“做笼子”的了，而是遇到了强盗了。我问老板：“你要怎样？”我说这话时心里就为今天没有穿制服而感到后悔，若穿着制服，他们是绝不敢这样认放肆的。
“给三百块钱你就走人。”老板白了我一眼，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
我冷笑一声：“我若不给呢？”
“那你就看着办。”老板冷笑一声，朝歪在地上的那把椅子踹了一脚，整个椅子立时散了架。
父亲从没有见过眼前这阵势，有点儿紧张，问：“能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可以，但最少得给两百五十块。”从店铺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说。这女人长一张很好看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一个正吃奶的孩子。不用猜，这女人是老板的老婆。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除了围上来的七八个人外，还有四五个人蹲到我们的车子的前面。看来今天是想走也非常困难了。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被这些人宰了。想了一下，我试着对老板说：“这样吧，老板，虽然你这称得上是敲诈勒索，但是我也认。只是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只有一百块，如果你同意，就放我们走，若不同意我就在这儿呆着，让我父亲到县城里的朋友那儿借几个钱过来，一并给你。”
那老板狐疑地看了一下我，又看了看我的车子的牌照。他一定在心里权衡。最后他料定我是外地人，在这个地盘上翻不起多大的浪，竟点头同意了我的后一个意见。
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让父亲坐了上去，偷偷地将二表哥女婿小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父亲走后，我买了一瓶矿泉水，找了一张结实的凳子，边喝水，边若无其事地与老板聊天。果不出所料，老板原来是一个种地的，去年下半年才摆了现在这个摊子，卖些竹器，赚几个钱。他说除了他老婆抱在怀里的那个孩子以外，还有两个，大的七岁，小的五岁。家里很困难，也就是靠卖这些竹器赚的几个钱养家糊口。坐了几分钟，我进到他的店里面，除了堆放着的竹器以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我问老板娘，有营业执照没有。老板娘苦着脸说，原本赚不了几个钱，若再办营业执照，交税，那就亏本了。
这一刻，我感觉这对夫妻骨子里应该是一对老实人，进而想到二表哥那个凶悍的女婿来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就觉得于心不忍。我就以商量的口吻就对老板说：“说良心话，你这椅子原本就是坑人的。你们最好还是放我走了，免得后悔。”
但这夫妻两个竟将我的好心当作了驴肝肺，认定我是在吓唬他们。那老板拿了一根扁担重重地靠在店铺的墙上，冷笑一声说：“哼，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告诉你，今天你不凑齐二百五十块钱，就别想离开这儿半步。”没办法，这夫妻两个是乌龟吃秤砣，铁心了。我也就懒得再搭理他们，一个人静静地抽着烟。确实，有些人就是这样让人不可理喻。
一根烟还未抽完，剌耳的警笛声从县城方向传过来，逾来逾近。围在我周围的几个人匆匆地散开了，一下就没有踪影。我看得非常清楚，老板的黝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呆呆地站在店铺的门边，一时不知所措。在他回过神来准备往店铺里面跑时，一辆响着警笛的北京吉普和一辆猎豹牌越野车一下就停在他的面前。车没有停稳，二表哥的女婿小钱就从吉普车里跳下来，三步并着两步冲到老板跟前，像老鹰抓小鸡似地一把抓住那老板的领口，几乎是悬空着将他拖到店里面。
“有营业执照没有？”小钱将老板一把扔到地上，厉声问道。
“没，没有。”老板双手撑在地上，绝望地看着小钱，结结巴巴地回答。
小钱朝老板使劲啐一口，举起手上的文件夹，狠狠打在老板的脸上。老板一下就蜷缩到地上，血水立时从他的嘴角渗了出来，喉咙里咕嘟咕嘟地直响，不知是想喊什么。这时跟在小钱身后的两个穿工商制服的年轻人将堆在门口的竹器一顿乱踹乱扔，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什么。在将那些竹器砸了个乱七八糟以后，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进到店铺里面，连拖带拽地将老板从店里面拖了出后，然后塞到了猎豹牌越野车的后座上。老板的女人哭嚎着想阻止她的男人被抓走，但在形单影只之下显得是那样地无助。有那么一刻，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地下党的情节，我竟有阻止小钱的行为的冲动，但仅仅只是那一刻，我的冲动就没有了。确实，这老板现在的处境是可怜的，但这可怜是谁造成的呢？换句话说，若小钱不来，那可怜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像老板这样的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非常多，为了蝇头小利，他可以什么都不顾。良心，道德，情操，在利益面前连狗屎都不如。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即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精神文明的堕落为代价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更愿意将这一结果归于部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劣根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说句良心话，眼前的这老板，既可怜，又可嫌。我在内心里唏嘘不已。
小钱将父亲和我送上车时，一脸歉疚的表情，不停地赔小心，说不该在湘临这个地盘上让父亲和我受这样大的委屈。
我开着车和父亲默默地上路了，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山峦，山都不高，但植被都很好，在西斜的阳光下，像一头头温顺的绵羊一样，静静地卧伏在路的两边。但此刻，我更多的感觉是那些山一座接一座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一时无法喘过气来。我的脑子就没办法停顿下来，一会儿浮现那老板凶悍的模样，一会儿又浮现那老板可怜兮兮的模样。两者的反差是如此之大，像两位旗鼓相当的拳击运动员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真的，我不知道那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吗？不像。是社会上的混混吗？也不像。是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吗？更不像。
我扭头看一眼坐旁边的父亲，他眉头紧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若有所思。我问他在想什么？
父亲轻轻叹一口气，说：“刚才那老板嘴角渗出的血水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临湘与湖北省交界的那一片地域原称咸宁地区，现已改为咸宁市，包括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几个县市，在地理上，统称鄂南。这是一片曾经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七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暴发过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齐名的鄂南暴动。毋庸置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我们相信她与我的爷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所以每每踏上这片土地，总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