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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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你对这个电话你记忆深刻呢？”
“我？”谢小芬有点儿慌张，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骂人。”
“知道这电话是谁打的吗？具体时间？”李锐这时突然问。
“不知道，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好象是十点钟左右。”谢小芬看李锐一眼，肯定地回答，“我没听他说过与谁结过仇。”
“那他平日与谁来往密切？”我接着问。
“平日里他没什么朋友，除了每月去马鞍山镇看一下他的母亲，他很少出门。”谢小芬想了想，说。
谢小芬的回答让我的心使劲跳了一下，原因不在于谢小芬提到小男一雄的母亲，而在于我与小男一雄竟是同乡。我诧异的表情引起了李锐的注意，他笑着说：“对了曾队，小男一雄以前的事情我忘了向你介绍，他的老家是你们马鞍山牛头山的。”
我更加不解。李锐说：“回去的路上我向你介绍吧。”
我有点儿失望，但仍不甘心，就盯着她问：“小男一雄死的那个晚上，你有没有去过他那儿？”
“没有！”她几乎是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
“那有没见过其他人找过小男一雄呢？”李锐问。
谢小芬似乎是犹豫了一下，但是仍用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
……
离开谢小芬的家时，我的心情不是十分愉快，虽然在破案的线索上有些小的收获，但谢小芬的家庭却让我感到压抑。这样一个家庭，在经济和精神的重压下，不知能够支撑多久。走过那少年身边时，他好像没看见我们一样，坐在地上，一块一块地往池塘里扔石头，碧绿的水面留下一个连着一个不断扩散开去的圆形涟猗……
三
原来计划在宁港镇派出所吃午饭的，但接到游局的电话，要我下午陪同从日本大使馆来的人到县人民医院的停尸房验看小男一雄的尸体。所以，在宁港镇派出所我们没有停留，就匆匆往县城里赶。
上车前，毛所长一脸坏笑地对我们说：“那可怪不得我们了。”
这个外表和言语都十分看似让人讨厌的家伙，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接触以后，在内心里我竟感觉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回县城的路上，李锐将小男一雄的情况向我作了简单的解释。虽然我对小男一雄的身世在那次嫖娼事件后多少有一点了解，但在听了李锐的解释以后，我仍感到吃惊不小。
我原来以为，小男一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留在我们江夏的孤儿，这类事情在东北很多，日本战败后，就留下不少这样的小孩，最后都由中国的老百姓收养后将他们养大。七十年代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类战争孤儿有相当一部分被他们的日本父母接回了日本，留下的一部分也加入了日本国籍。前一时期报纸上还报道说这些战争孤儿在日本因生活没有保障集体起诉日本政府的事情。我对这类战争孤儿从来没有一点同情心，他们的丁点儿苦难就能引起新闻媒体的不断重视，可在战争中死去或者同样成为孤儿的无数中国儿童呢？不要说报道，连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又有谁记得呢！李锐告诉我，小男一雄根本不是日本的战争孤儿，他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鞍山镇牛头山一个无助的小姑娘被日本人强暴后所生的杂种。在牛头山一带，人们绝不知道小男一雄是何方神圣，只知道有一个杂种。至于杂种的大名，除了派出所里登记为敖仇生外，也很少有人知道。
李锐又告诉我杂种之所以变为小男一雄。那是八十年代末期，那个曾驻守牛头山的老鬼子故地重游，发现了杂种。也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其他原因，这老鬼子竟将杂种带回了日本。只是这杂种在日本呆不习惯，没过两年又回到了我们江夏。老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杂种重新回到江夏可就脱胎换骨了，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杂种变成了小男一雄，他也不再是一个为人不齿的杂种，而是到我们江夏投资办厂的谁也不敢惹的日本商人。
一个人有这样离奇的经历，确实不多见。我在内心里感叹。
返回局里时已是中午一点钟了。值班室里的张明金一脸凝重地告诉我，上午又出了一个命案。我的脸立时就阴沉下来。现在整个局里都这样，不管是谁，都怕出命案。这几年不知怎搞的，那些人好像吃错了药，动不动就拿人的性命不当回事，害得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说，还因治安状况不好，时不时被上面的那些领导批评、挖苦，至于遭老百姓的白眼，那就更别提了。张明金怕我不高兴，马上装着一脸轻松地告诉我，说是个现行犯，凶手已被抓住了，就铐在一楼的长条椅子上。我懒得问细节，就摆摆手，吩咐张明金到马路边帮我炒一碗米粉，这当儿我还真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了。
没料到铐在长条椅上的是褚长生。这老头仍穿着那身我熟悉的帆布工作服，看见我，朝我咧嘴笑了笑，露出满额头细密的皱纹。
“是你杀的人？”我吃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褚长生我太熟悉了，是我所住的丽景花园小区负责看门的。他的腰有点儿扛，一年四季都穿一身略显肥大的细帆布工作服，不管是胸前的扣子还是袖口的扣子，总是扣得严严实实。在印象里他的话不多，不管熟悉不熟悉，见了面总是憨憨地朝你笑笑。
听到我的声音，刑侦科的余小伟端着一个大茶杯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说：“这老头好像吃错了药，不就是儿子的工作没了，丁点儿事，就用菜刀将县报社的杨浦给砍了，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不知命能否保得住。”
杨浦我认识，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嫩嫩的，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但却是一个出了名的有血性的记者，以前常来公安局，为案子的事情也曾经采访过我。在我的印象里，他针对我们公安局写的报道虽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还算客观。不像那个赖群力，挖空心思，尽找些不光彩的事情报道。还有，在遇到有争议的新闻报道时，杨浦总喜欢说“我怕什么，大不了回家种地”这句话，好象即使他捅了不该捅的马蜂窝，最坏结果也就是“回家种地”。但现在倒好，他不要说回家种地，就连命都搭进去了。记者确实是处在波峰浪谷上的一类人，接触的人和事都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但怎么就招惹了老老实实的褚长生呢？并且因此引来杀身之祸呢？
“杨浦和这老头有什么关系？”我走到走道的尽头，问余小伟。
余小伟从裤袋里掏出一包没有开启的香烟递给我。他平日不抽烟，但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他总会掏出不同品牌的香烟给我。开始我对他的这一举动还有点儿不习惯，后来就一点儿不客气了。我知道他这是在“贿赂”我，毕竟我还是一个刑警队队长，有一定的权力，不定日后对他有所帮助。他对我是这样，对别人是否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由此我对这小年轻竟产生一种莫名的警惕，主要是感觉这家伙太精了点，目的性太强。
在我点上一根烟后，余小伟继续告诉我，说一个月前杨浦在报纸上将江夏电器厂的厂长陆原胜在招工过程中贪污受贿的事情给捅了出来，陆原胜被检察院逮捕了，原来招进厂里的五十多名工人重新进行审查，结果将褚长生的儿子等十多个通过送礼招进厂里的工人给审查出来了，钱没有退回来一分，人却被辞退了。褚长生的儿子在家闲着无事，一个星期以前因打群架被劳教半年。褚长生认为自己的儿子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都是杨浦给害的，他认为，杨浦不将陆原胜给捅下来，他的儿子就会有工作，儿子有工作就不会打架，不会打架就不会被劳教。
“混帐逻辑，真是愚昧！”余小伟说。
我没说什么，只是远远地瞪了褚长生一眼。他却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远远地看着我仍憨憨地笑。这一刻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感觉杨浦确实太倒霉了，太不值了。伤在谁的手里不行，偏偏就糊里糊涂伤在老实巴交的褚长生手里。
上楼时，我吩咐余小伟将褚长生关到里面的办公室里，铐在走道的长条椅上影响不好。
吃完炒粉已经两点钟。我喊上技术科长汪启发一道往青龙宾馆去接北京来的人。
我原以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来的人一定是日本人了，谁知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三十多岁，长得白白胖胖，说一口带浓浓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洋买办，我在心里说。
谁知这洋买办其实非常随和，见了我们他就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日本大使馆的雇员，姓何，叫何一为，让我们叫他小何好了，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们多关照。他说话时站得很直，还时不时弯一下腰，从动作上有点儿日本人的味道。他也感觉到我们异样的表情，就解释说，与日本人打交道久了，难免受影响。
我们接到何一为后，将车子直接开到了县医院。由于彼此不是十分了解，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太平间在医院最里层的一间平房里。守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鼻子很小，戴一付黑边眼镜，肥胖的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样冷冰冰的人适合守太平间。她问我们找谁，汪启发告诉他找小男一雄，昨天由公安局送来的。她不说话，只是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我知道她是向我们要介绍信。这是我在江夏县办事第一个向我要介绍信的人，我有点儿不高兴。汪启发就耐心地向她解释，并将执行公务证给她看。但她理都不理，埋着头看画报。汪启发的表情很窘，要我和小何稍等一下，他去找院长。
我与何一为走到平房外的小院子里，聊着天。
原来何一为的老家是河南驻马店的，从北京一所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日本留了三年学，回国后就受聘到日本大使馆工作。
我原以为大使馆里的人应该都是从国内直接带来的人。小何连连向我解释，说除了主要工作人员外，作事务性方面工作的人员都是就地招聘的。小何又说到日本人的办事效益就是高，不像国内，办成一件事不知要人为地绕多大的一个圈子，并磨掉好多层皮。他说在日本，上班时间只能做本职工作，绝不能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象刚才那个老女人在上班时间看画报，只有国内才看得到。
我问他日本的警察是不是象我们一样忙？他说日本的治安状况要比我们好多了，所以警察的工作要清闲得多。治安状况的好坏直接与人的素质相关，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必要提高，但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小何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同情，说我们直接面对社会的最基层，不仅累而且复杂，工作上稍有差池，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反响，压力太大。
闲聊的当儿，汪启发将医院的院长带来了。院长我认识，姓丁。看见我他连连陪小心，他说这是医院才定的纪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来查验尸体必须出具相关的证件。
“既然曾队长亲自来了，证件就免了。”丁院长朝我点了点头。
守门的老女人板着脸将太平间的门打开，一股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阴森之气扑面而来。生和死的界限好象就隔着这摸不着看不见的这股子气似的。县医院的太平间我不知来过多少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