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秘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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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约80万两用于国共内战军费（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786540两），但全部运台湾黄金全数约400万两（其中60万两又回运大陆，作国民党政府8—12月的行政费用），另加共值350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现金”总数约为700万两黄金之等值。
⑤ 1949年2月8日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称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456万市两黄金。1949年6月27日财政部长徐堪报告蒋总裁，当时（6月24日）央行各地存金为3829174两（《大溪档案》加上6月21日拨付台湾银行80万两作新台币准备金，总数则为4629174市两，量较2月为多，或是因为厦门黄金突然在6月初多出了9万两。
图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记录的黄金收入（及付出），《大溪档案》财政金融第四卷第二号（参见表）
2004年11月*在新竹选举时，有否认黄金运台的公开言论，曾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这当然是弥天大谎。笔者在洛杉矶招待记者，驳斥李罔顾史实的栏言。蒋经国的日记及其手撰《我的父亲》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但*与一些*分裂分子的谎言也居然能混淆视听，使人顿生“时不我与”之感，要赶紧把60年前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还原给海峡两岸的老百姓。
2006年11月《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简称《民国档案》，由陈云林主编）巨册问世，促使笔者出版《黄金档案》（台北，2007年），其中也收罗了一些与黄金运台无关的近作，书出来后，知道虽是孕育十余年，但还是有些早产。2007年至2008年底，由美国两次前往厦门，勘察黄金运送路线及鼓浪屿岛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三次去上海，查1948年至1950年的旧资料及外滩银行建筑群；一次去台北和南京（第二档案馆），寻求国民党政府流落的档案，特别是有关中央银行运台金银的原档。
2008年7月下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首度公开蒋介石抗战后及内战时期1946年至1955年的日记，此日记在胡佛图书馆原本的齐全性，远非大陆或台湾的手抄本或分类本所能比。蒋当时是国民政府最高元首，日记里每日毛笔字的工整与坦率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见图），他是央行“现金”运台的原始计划与推动者，尤其是“密藏”厦门的军费金银，先父是直接奉蒋之命令行事的。
图 蒋介石日记手迹（左，《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图集》）及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右，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馆藏）
不加入蒋介石日记的记载，任何试图“解密”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政府的政、军、经重大事件的努力，都将是“隔靴搔痒”，国民党政府资金运台湾及用于内战，就是蒋在1948至1949年最重要的布局之一，影响深远，造成60年后今日的台海现况。
笔者于2008年9月驾车由洛杉矶北上来回十五六个小时，专程趋访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蒋介石日记里多次提及先父，每次日期与先父记载相合。但账没有记，仅提纲领。作为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只会择要而记，是必然的。笔者在本书中原原整整地呈现蒋有关日记与先父记载于读者眼前，以供读者及近代史的工作者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 。。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5）
例如，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图）中有那天进谒蒋介石后的记录，为“密藏”黄金军费90余万两作“最后之决定”的分配；查同日蒋介石日记：（在高雄要塞）“……见雷震、（林）蔚文、（洪）兰友、许朗轩、吴署长（嵩庆）等解决各种问题……”比较之下，对运台黄金整个事件前后，蒋日记的简略隐晦可见一斑，尤其是密藏在厦门的军费黄金，更是“机密档案中的最高机密”，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在此“消声”，不仅外界不知，连国民党政府高层都“噤口不提”。只有先父在1950年2月2日的日记中提及在台北“立法院”军费会议上“财政部”要提用此秘密军费金银时，感叹道：“……盖保管款本属机密事，现成公开。”最近在《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及《尹仲容与台湾经济的重建1949—1953》一文中，出现厦门密金的支出总数是786540两及拨款日期与数量，但无细账。此总数与笔者2007年所估计的厦金支出为80万两相契合。
图 先父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记有那日进谒蒋介石总裁后的记录，为秘密黄金军费90余万两“最后之决定”的分配：“① 渝筑穗款43万仍在厦；② 陕港款运台暂存；③ 余15万两交联勤，其中8万余为粮款，6万余为经费……”其中，“呈刘郭报告……”中的刘（攻芸）为央行总裁、郭（忏）为联勤总司令
蒋介石1949年的日记里记载着许多有关财经的关键资料，如：
1月15日（下野前6日）：约见（俞）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21日：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按：此日蒋辞国民党政府总统职，金融实数里也应包括上文2月8日央行总裁刘攻芸告诉周宏涛的黄金量。）
5月19日：……督导青岛之撤退与厦门存金之移动……
6月3日：……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鸿钧、（刘）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五千万美金，此乃最主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按：此基金就是两星期后发行的新台币准备金——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1000万美元外汇，此原意为省的地方货币，已稳固流通了60年。］
蒋介石日记里的用词如“存金”、“现金”、“现洋”、“现货”、“基金”等，是指黄金、白银及外汇，即国库资金的总称；另有国民党军队“抚恤基金”，是1949年1月下野前夕，在南京拨给海陆空三军的数千万银元。先父日记里有关“现金”拨为军费案件则称作：“草约”、“手续”、“准备金案”及“绝密保管款”等。总之，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在大陆崩溃之际，此中国仅有的“现金”是万方注目的，不止李宗仁代总统觊觎（蒋介石5月2日日记：“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华（蒋介石7月3日日记：“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货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是人民大众的财产，蒋就不得不隐讳其言，更要各位军政“领导”绝对保密，尤其是这密存厦门的黄金，更是绝对机密。60年过去了，此联结海峡两岸的巨大事件，应该到还原真相和解密的时候了。
这些年，笔者也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网上搜集资料并继续访问与运金有关的耆宿，有先父旧时同事，包括海、陆、空、勤及新闻、财经等各界人士，颇有新“出土”的史料，这里要感谢许多位前辈与朋友的帮忙，当然缺失还是难免。本书把笔者十多年来追踪国民党政府“黄金档案”真相及发掘先父的军费“密档”日记的来龙去脉，在“夕阳黄金之年”挥汗笔耕不缀，不容青史尽成灰，将此史实献给海峡两岸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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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第一批（第一船次）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也就是1日夜晚，外滩全面*。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图）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凭着专业的直觉，就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The Soong Dynasty（《宋氏王朝》），Sterling Seagr*e著，Harper Perennial，1986，第441页。】
图 1948年12月运第一批上海国库金银到台湾及厦门的500吨级（满载700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的同型舰
外滩中国银行金库
2006至2008年，笔者四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及实地勘察外滩，首先为解一个谜：为什么从旧黄浦滩路23号的中国银行里，运出24号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
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小路（今滇池路）步入中国银行之后院，答案就浮现出来了。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及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现在有武警在外站岗，当然无法进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开放给一般民众，我们沿着一个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面豁然开朗，有存户在查看自己的贵重存物，玻璃门上写着“远东第一大库”，“始建于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面侵华的那一年。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应该是在同一层附近。就像旧时修机场，一部分作“军用”，另一部分作“民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民用”部分。
图中为中国银行（黄浦滩路23号，中间平顶），左侧为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与中国银行有滇池路相隔，右侧白色六层楼即原中央银行（24号）
登上和平饭店楼顶，向东面望，就可看到黄浦江，现在是游客云集的外滩江边公园，当年（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缉私舰“海星号”就停泊在岸边，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美盛号（或美朋号），在巡航监视。从江边往西看，23号（中国银行，17层）与24号（中央银行，6层，第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正金银行）之间只有一条小巷子，从和平饭店北楼上面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晚挑夫应该是由中国银行与和平饭店之间的小路（今滇池路）走向江边的。
图由中国银行北旁门（今滇池路）进入银行地下室，即原中央银行的国库所在
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另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3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