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英美德股市的变动:二战股市风云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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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莫尼特对行为金融学有精深研究，并写了大量论著。他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正确，但要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莫尼特认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不受他人决定的影响；第二，答案正确的概率，要与所有其他人的答案正确概率无关；第三，参赛者必须不受自己投票倾向的影响。我得补充一句：要想作出好的团体决定，则团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不知道，也不关心团体中其他人对这一问题会怎么想。换句话说，大众天生具有一种集体智慧，它有先见之明，但你必须小心挖掘才会发现。在做长线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向就是一种高效的集体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否就是全民选举时所体现的最基本的民主要义呢？民主之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百姓所作出的决定要优于统治精英。股票市场实际上就是投票机器。我觉得这类群体直觉的智慧经常会反映在股市对人类历史事件反应的波动上，在重要历史关头尤甚。正如索洛维基所说：“我们说大众有智慧，并不是说一个团体总是给你提供正确答案，而是说以平均来算，大众总是要给出较好的答案，好过任何个人所给出的答案。”日本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极佳，而法国证券交易所却在1941年预言德国占领法国后，经济会走向繁荣，结果是大错特错。
要研究大众是否有智慧，股票市场实为优良范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指那种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股市中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一些重要证券市场中至少都有数万股民。由于众多投资者的多样性，由于这一离散团体的组成五花八门、看法各异，因而在进行决断时这一团体就会运用多种直觉。此外，大众团体比较有知识，信息掌握得也比较充分。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是火箭专家，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傻瓜。他们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单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会依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判断，作出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一群股市大众完全达到了动机标准的要求，因为它在进行决断时动用的是自己的钱。这是一群狐狸，并非一群刺猬。
结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了深谋远虑的老家伙。有时在最紧张的时刻，它会惊慌失措、举止疯狂，有时它还会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一大堆泡沫。个体投资者或一小帮投资者可能失去理智，但是从长线来看，整个股市基本上是理性的。正如莫洛辛所说：“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理智，就推断说整个股市都失去了理智。”
事实上，正是投资者怀有的极度恐惧与贪婪才造成股市的繁荣，越走越高。但是，在改变生活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投资狂热，比如19世纪人们对铁路的投资热，到20世纪衰退时期对科技的疯狂追逐。回首当年，即使在2000年的非理性时期，股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当时科技股与网络股虚高不下，而一些过气产品的股价则被杀低到可笑的程度。对于个股而言，我认为大众并非最佳的评价者。
然而，如果我们抹去战争硝烟，挥开统计数字的迷雾，就会发现股票市场具有一个灵敏的大鼻子，它的直觉可谓惊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情况悲观，坏消息不断时，有些股市老狐狸就会这样说：“股市反响不错”，或者是：“股市反响不佳。”最经典个案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那场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发生时，世界主要股市对轴心国兴亡的反应。
我认为股票市场具有独立、多样和离散的特点，它所作出的判断是以金钱利害为动机的，其最后决定是建立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体。这当然不是说股市总是聪明非凡，从不出错，也不是说在短线上它从不判断失误。我是说，股市一般而言是决断正确的，我们应对其决断认真关注。对这一论点的最好测试，看它是否可以当做财富保值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充满惊慌与恐惧的时代。在下一章里，我要论述一下当时世界是怎样被恐惧笼罩，不安情绪是如何使股市陷入低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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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1）
正如丘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1940年，是我们漫长的英吉利及不列颠历史中最为壮怀激烈的一年。”这是英国所经历的最危险时期。虽然英国所遭受的最大惨败主要发生在1942年上半年，但是1940年，英国却在独自苦撑，面对入侵，孤单单地以一国之力抵挡着轴心国的全部进攻压力。它是否还能继续存在都成了一个问号。但英国人民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大英帝国可以存续千年之久，人们仍然会这样说：‘现在才是英国历史上最棒的时期。’英联邦的巍峨金堡是坚不可摧的。”
回顾历史，卢卡奇以更精准的眼光写出了《大决战》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阐述了纳粹与英国之间的最关键一刻，双方战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1940年5月10日~7月31日。这是德国和英国生死存亡的决胜点。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建立空中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延伸到英国南部海岸线，从而确保入侵计划的成功。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决斗，是两个杰出男人之间的搏杀，一个是丘吉尔，另一个是希特勒。到最后，是希特勒先眨了一下眼睛。我们看一看《金融时报》所登载的1929~1945年长线趋势图（见图4–1），就可以看出伦敦股市是多么奇妙，它对整个战局完全了如指掌。1940年春末，它急转直下，因为此时德军闪电战摧毁了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盟军。荷兰、比利时和丹麦数日之内就举旗投降，德军装甲部队和斯图卡轰炸机击溃并解除了法军的武装。英国远征军是由英军精英旅团所组成，这时几乎陷入绝境，只差一点就要被包围歼灭了。谁也没想到奇迹会发生：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使远征军免于灭亡。
6月，当英国军队自法国退回国内时，英国远征力量又拼凑到了一块，整个英国开始为反击入侵作准备，股市再次跌到1942年大萧条黑暗时期所创的最低值，用术语来说就是划出了一条粗大完美的双底线。接下来，随着不列颠之战在夏日夜空响起隆隆炮声，德军开始大规模集结作入侵准备，股市却稳定下来。到了1945年八九月，股价随着空战进行略有回升，根本不管这时皇家空军处境多么艰难。也许这是英国投资者受到了丘吉尔演说的鼓舞，也许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英国反正不会失败，肯定不会被征服，结果，股价就在震荡中攀升。
那个夏天和秋天出现的英国牛市，当然不能算是合情合理。许多伦敦和美国的股评大师都深感失望，但是市场明白道理何在。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1940年夏天，在被占领的欧洲，有许多人带着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希特勒要永远统治欧洲，所以，他们以此信念为根据进行炒股。
请再看一看图4–1，就是伦敦股市的走势图，我们会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股价在1941年秋，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又上涨了，但是，不久又随着盟军在1942年年初的失败与损失而大跌。毋庸讳言，1942年也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年，但是也正是那一年，美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争，英国再没有亡国的担心了。问题是到底有多长时间，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市场这时表现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反击轴心国的斗争在全球展开，而战争本身也打开了大英帝国的巨大裂痕。而且还要指出，赢得这场斗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到了战争末期，英国已经变得一贫如洗，实际上已经破产。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2）
黑暗时刻的掌权者
1939~1940年沉闷的冬天刚过，还有那“假装的战争”结束之后，德军于1940年春全力发起进攻，攻破所谓“低地国家”和法国的防线，以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当选英国首相，同日英镑创下了新低。这个好勇斗狠、有点儿浪漫气质，同时还有点先知先觉的英国人，打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警告人们，纳粹德国有多么危险。多少年来，他坐在英国下议院，仿佛就是英格兰的良心，犹如议长头上挂着的那只大钟，滴答滴答地告诉人们他们在浪费着多么宝贵的分分秒秒。奥登捕捉到了当时忧愤沉郁的气氛：
在幽幽黑夜的噩梦之中，
欧洲所有的狗都在喑喑而鸣，
所有的残存之国都屏息而待，
看那恶犬的仇怨会销断谁魂。
然而，丘吉尔所警告的大难临头，说德国人一心复仇，所以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人对荣耀的热爱，对爱国主义的激赏，早已消失在佛兰德斯那潮湿的、血淋淋的战壕中。有时候，丘吉尔在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担心时，会遭到众人的诘难。早在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举行过专场辩论会题为：“决心已定：我们再不会为国王与国家而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赞美帝国征服的国歌是丘吉尔最喜欢唱的，现在却无法再感动其他人的心灵：
年轻人，是女王的士兵，
他们也曾年轻，他们也曾看到年轻人，
为英格兰的荣誉而战，年轻人，
是她那普照世界的荣光让我们欢喜歌唱！
深受经济困扰的领袖
这时候，丘吉尔已经因能言善辩而闻名，但是他那刻毒的舌头和妙语连珠也得罪了许多人，有一回，当他参加晚宴时，与美丽而思想开放的阿斯特夫人激辩政治问题，气得那位夫人这样对他说：“丘吉尔，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就要在你的咖啡里下砒霜。”他回答说：“阿斯特，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宁可喝了它。”他的机智就是这样的尖酸刻薄。还有一次，在晚宴上，身材肥胖的工党议员贝茜·布拉多克与丘吉尔碰面，丘吉尔不喜欢她，她也曾多次向丘吉尔发难，这时她大声叫道：“温斯顿，你看你又喝醉了，你一喝醉就显得更讨厌了。”丘吉尔打量着她，回答道：“而我必须这样说，布拉多克夫人，那就是您长得真丑，明天我会酒醒的，而您却还是长得丑。”
还有一次是跟安奈林·贝文发生的事。贝文是工党领袖，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某天，他在下议院议员专用的男卫生间里，这时丘吉尔进来了，离他很远。贝文问道：“我们俩今天是不是有点冷战状态啊，温斯顿？”“不，”丘吉尔回答道，“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一心要把它收归国有。”
贝文接受不了丘吉尔式的幽默。他曾这样说过：“他是青春期类型的……活泼好动、爱摆样子的思想家。他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十七八岁大男孩的价值观，只不过他用自己的成熟口才将它们表现得好像是成年人的判断。”另一位工党对手克莱门特·阿特利（丘吉尔曾形容其为“披着羊皮的羊”，还有“一个谦虚的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谦虚”）曾这样说过：“温斯顿身上有50％的基因是天才，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