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生活的幸福本质:幸福课-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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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这是1995 年春天，我一个人去川贵交界的大山里采访。
我要采访的是一所小学校和一个叫细小雨的女孩。
听说我要去细小雨住的村子，有人吵吵说：“去不得，人，要走六十多里山路，下雨天，路又溜，你从北京来，走不惯，去了就回不得了。”不通公路，车子肯定上不去，一急，我赶紧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毛驴之类的东西？“没得！”众人齐刷刷道。
见不着人就没法儿采访，既然都大老远地来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
带我进山的人叫石兰林，是乡上看管山林的。天不亮，他就来旅馆喊我，说走晚了，怕当天回不来。
走了没多久，我就汗淋淋的，衬衣也湿透了，坐在一块大石上喘着。通往山顶的石板路，像是没有尽头。远处，山峰连着山峰，层层叠叠的，望一会儿，就有些头晕。我赶紧盯牢脚下湿漉漉的石板，再走。
拐进两山之间的谷地，山间淌着溪水，两边是高山，罩在朦胧的水汽里，越往山里走，两山靠得就越近。
山上多是大青石，石缝中稍有点土的地方，都被种上青菜、蚕豆、苞谷。细小雨这村，三百多口人，才有十八亩地。“没得收入，在这里，五块钱，就是笔大钱。” 石兰林说。
在半山腰的岩壁下，有一座破房子。走老远，又能碰见一户。石兰林说这是当地“住岩”的人。
“住岩”人家的房子，盖在岩石缝里，这样可以省盖一两面墙。房顶苫着杉树皮，要不是亲眼见着，真不知道咱们中国还有这么穷、穷得只能住岩石缝的人。房子看上去很不保险，顶着巨大的岩石，让人有恐惧和压迫感。
细小雨的养父叫谢泽林，七年前的那个春天，谢泽林进山打柴，走在一个山丫口上，听见杉树林中有叫唤声，他跑进去一看，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开始他没捡，没计划的娃儿，抱回来要被罚钱。他已经掉头走了，可那娃儿的哭声越发响亮。谢泽林听了心中不忍，就用草包包，把孩子抱回家。“要是冬天，这娃儿就冻死了。” 他说。
细小雨躲在门后看我们。她是个俊秀、害羞的小姑娘，头发、眼睛黑亮，皮肤白净，她的娘娘（姑姑）把她拉出来。
“这娃儿怪听话，天天一路到校，不停留，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小雨的娘娘说。“去年城里人给她捐了钱，两个学期的学费有了，布鞋、雨鞋都置齐了，中午也能吃上饭了，她现在感觉怪幸福。”
中午，我们在小雨家吃饭。因为家里今天盖猪棚，来帮忙干活的人，不要钱，只吃饭，因此，谢家准备好久，才备齐今天的“比过年还好的饭菜”。
上菜了，两张桌子分别放上四只粗瓷大碗，里边装着煮蚕豆、肥肉粉条、磨芋、豆腐。平时他们吃红薯、土豆什么的。
吃过饭，我掏钱给谢泽林，没想到一屋子人都高声反对。谢泽林一边推钱，一边嘟喃道：“都给了学费，不要了，不要了！”他双手扼着我的手腕，一下就把钱推回来。
去年一学期，细小雨中午都不吃饭，放学饿肚子往家走。老师喊她吃，她不去，问急了才说：“吃了要开钱。”
小雨每天上学往返要走几十里，我问小雨念书的双峰希望小学建好后，她能不能住下读？回答说能住下读。
从小雨家往回走，天上下起毛毛雨，路更难走。石兰林走得比原来还快，我们得天黑前赶下山，否则就麻烦了。石兰林很会走山路，他的脚抬得很低，频率极快，两片脚像飘在路上，不沾地似的。走了那么久，他的布鞋还是干干净净的。我跟在他身后，“呱叽呱叽”地走着，学他走路的样儿，他踩哪儿，我就踩哪儿。就这，还坐地上好几回，鞋上、裤腿上沾满了烂泥。
终于在掌灯时分，我们下了山走上平地。望见小旅馆灯光时，我双腿一软，差点儿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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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因为采访，我去了大西北的山里，那是在寒冷的一月。
一路上，过兰州、走陇西、到漳县。一进漳县，就像一头跌进山里，远处是山，近处是山，满眼都是山。问及这里的地方特色，一个漳县人咬牙切齿地说：“穷穷穷……”这次的采访，我是“藏”在农民家里。
提供采访线索的小韩，是县广播站的记者，在车站接上我后，马不停蹄地直奔他在乡下的家，“如果你住县上，就被包围了，天天有人陪，吃啊喝的，啥也听不到。”
村子叫黄土坡，韩家是独门小院，有一大间正房和一小间厢房。他们一大家全挤在正房里，我一人住厢房，炕上放着簇新的被子，炉子是现安的。
下雪了，旱了两年，我到漳县这晚，却下了一夜雪。
我们顺漳河而上，进白雪茫茫的山里，找那群办文学社的穷汉子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最赤贫的青年人，是怎样生活的，想什么干什么，为生存做怎样的挣扎……我能帮他们传递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是我想采访的。
沿漳河往山里走，河上隔不多远，就落有一座老式水磨房。白雪覆盖的山上，看不见树，偶尔能瞧见马和牛，瘦瘦地站在雪地里。走到中午，小韩指着一个雪山环绕的村庄说：到了！
五十多座土房子，盖在向阳的坡地上。这里闭塞得很，人没钱订报纸，又买不到书，寄一封信，得跑到三十里外的乡上。村里买了两台黑白电视，村长家一台，会计家一台。电视抬回来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去瞧新鲜，结果在院子里等了两晚上，电视机也没调出图像，收不到信号。
我们白天上山采访，晚上下山。在雪地里跑了一天后，腮帮子冻木了，两只脚也没了知觉。
“上炕上炕！”一见我们回来，小韩的妈妈准这么说，小韩的媳妇会拽来被子，揣上搁了糖的热茶。很快，人就暖和过来了。
硬件齐备的大宾馆也住过，很舒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气儿，这股子热乎劲儿，更别说会有回家的感觉了。虽然天寒地冻，但有个好向导，有个温暖的家，我的采访很顺利。
在乡上一个不用的农机站里，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从四周的村子赶过来，最远的要在雪地里走五个钟头，大雪天，好多人不穿棉袄。
他们办了一份叫《金钟》的文学刊物，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一是学写作学文化；二是为乡亲们办夜校、办医疗室。《金钟》每期，他们要艰难地凑够30 块钱。干这事，又花钱又耽误干农活，好多人都挨过家里人的骂……
这会儿的金钟，是灾区，持续两年的干旱，不知让多少西北人成了缺吃少穿的灾民。在16 万人口的漳县，就有近5 万人缺10 个月的口粮。文学社大部分社员家，一过春节，别说面，连土豆也吃不上了。饥饿离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离他们，却如影相随。住北京的人，怎能想象出一群连土豆也吃不饱的人，还想着办刊物，想着为乡亲们做好事呢？
分手时，他们抢着帮我拎东西，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好长一截路， 一大群人走得沉默无语，地上的雪，被踩得“嗄吱嗄吱”地响。我走时，他们也没太多的客气话，只是站在路边，望着。走老远了，我回头，看见一大帮人仍站在雪地里。
往北京回时，才觉得两只脚丫又胀又痒，不知不觉中，我的脚上，已长满了冻疮。
自序3
这是我早年的采访手札，那会儿，我曾去过吕梁山、沂蒙山、东北的深山老林，钻过不少回山沟，采访过许许多多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写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呀，整个一个‘草根记者’。”
草根记者不好吗？正是这些长在大山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我和我的读者，也让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心灵感动。
记得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的片子拍得比你好，而是我靠得比你近。
只有走近他们，听到、看到、感受到，才可能真正了解，才可能心有所动，才可能生出情感，也才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文字来。
而那些真心的感动，可能正是人幸福的源头。
在这本《幸福课》里，我依旧张开自己心灵的触角，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那些让我心动的人和事。他们是站在老街废墟上哭泣的大作家；是身上虽落满粉笔灰，却遮不住人性光芒，让学生热泪盈眶的教书先生；是如同一棵被重重压迫下的小树，但挣扎着，顽强地按自己意愿长大的“坏女孩”；是把摄影机藏在化肥袋子里，夜里偷偷进村，拍一部让自己死去活来的纪录片的摄影师……
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内心鲜活的人，他们都是随时听候心灵呼唤的人，没有被谁逼迫着，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活着，做着那些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的事情。
他们给我上了一堂堂精彩的“幸福课”。
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
因为，只有你的心，才能告诉你！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幸福课”！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可还是不开心呢？（1）
哈佛的“幸福课”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 本－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 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 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 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 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 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
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
●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我曾不快乐了30 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
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 的2004 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的报道，标题下的导语说： 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 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 有20 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