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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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4)
但是,他已经没了地盘,当然也就没有了实力,曹操还是比较在乎他,留下他在许都,扮演着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后者。他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对于政敌的容忍,肯定的有限度的,所以隐忍不发,自然是时间不到。只是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未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自信过甚,对时局常常估计错误,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能够左右政局。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罢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呼呼,不知天高地厚。
《后汉书》载他和弥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某些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当初,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虽然,他有资格看不起出身微贱的曹操,敢当面问:“你算老几?”但是他忘记自己是一无兵卒,二无地盘,三无资本,四无奥援的毫无实力,徒有虚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点,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胁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说了算,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装饰门面,他不干;偏不自量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要成为与之抗衡的###。
从曹操下定决心###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已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
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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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5)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肃,处死了继孔融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崔琰。
当年,曹操与袁绍决战,攻入冀州后,他先把这块金字招牌抢到手,以作号召。在中国的门阀制度中,崔姓家族从来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结亲崔氏的办法,以改变原来的非贵族血统,这大概也和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因为工农兵不吃香了,非要装贵族,装家学渊源,装精通洋务状的丑陋心态,同出一辙。尤其后来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通过婚姻手段,依赖生殖器来改换夷狄门庭,以求华夏同光,实在是很莫明其妙的。
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着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归顺曹操,打心眼里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头来,虚与委蛇,关键在于维护汉祚,延续汉献帝名义上的统治。曹操现在走出称王这一步,他们认为是废帝的前奏,连最后的精神象征,也不复存在的话,就不免义愤。其实,这班人并不理解曹操,他只是当一个魏王,并不想彻底废帝,这种过头反应,使他更为恼火。正好,有人密报上来,说崔琰带头不赞成。于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这个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适不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点文字狱的味道。当时,有一个叫杨训的文人,来不及地上表祝贺曹操封为魏王,做这种文章是很难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写这捞什子干什么呢?因为杨是崔推荐提拔的,大家笑话这个马屁精的同时,也认为崔所举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气了,其实,你就在家怡养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兴的话,喝两口兑冰的威士忌,谈谈风花雪月,何等潇洒。但文人有这种爱与众不同,爱出个风头,爱咬文嚼字,爱表现一番的毛病。从机要室找来杨的奏文,读了以后,还要拿起笔来,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封信,这就是不识时务了。
信中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国志》里留存下来的“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灾惹祸。曹操勃然大怒,什么意思,从官渡之战起,我延聘你为我的别驾从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还一脑子变天思想,我岂能饶你。
尤令曹操愤怒不已的,是他在《赐死崔琰令》里所写的“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那股不买账的劲头。老实说,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会反对下属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已经把你关起来了,还和当年的孔融一样,与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斐多菲俱乐部,那还了得?好!先摘了你俱乐部主任的脑袋,再收拾那些跟你来往的人,为你说情的人,看你们还能笑得起来?虽然,事后,阿瞒也觉得这次对于文化人的打击,有些扩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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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6)
看来,枭雄老矣!人一老,必惧怕老,不甘于老,就会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无趣无味起来,可想而知,就不会有任何最起码的宽容。如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也在所不计。脸皮一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在他死前的几年里,多次大规模的镇压,杀人无算,把汉王朝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荡涤一空。
到他死前一年,公元219年,到底把他始终不甚放心的杨修,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他不会善待杨修,因为杨修是杨彪的儿子,是袁术的外甥,这两位都是曹的劲敌,如此底子潮的人,他敢于使用,据《典略》称杨修:“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宜。”看来,人们一直认为曹操杀了这个能够摸透他心思的杨修,出于嫉妒,事实恐怕不尽如此。
再则,如果曹操戒畏这个年青人的话,不会允许曹丕、曹植与之来往,任其出入宫禁。“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三国志》里说到对于一些忤恶曹操的人,他从来不轻易放过:“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凡遭曹操忌恨的人,立竿见影,不假宽贷,通常不会有好下场。因此,很难设想,将这样一个他嫉恨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
评点过《三国演义》的李卓吾先生则认为杨修之死,咎由自取:“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孔雀因羽毛送命,狐狸因裘尾被猎,杨修的才华过分外露,有可能得到曹操的欣赏,也有可能引起曹操的反感,谁都知道,唯才是用是曹用人的一贯政策。因此,我想,拖到他死前一年才处置杨修,可能是这位进入晚年的政治家,压根儿还是为他身后接班人的安危考虑,从大局出发的。封建社会中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帝位的争夺,都会伴随着一场血风腥雨。
他不得不把他深深欣赏的,可也已经深深卷入宫廷斗争之中的杨修干掉。
杨修和他的儿子曹植,已经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的密不可分地步,显然已非一般的彼此唱和的文学沙龙式交流,而是出谋划策,纠集势力,形成反曹丕的政治上的共同体,曹操何许人也,他有情报系统,这些“牧司爪牙使”,随时向他呈报宫廷政治动向,像这样的危险分子,曹操不能不忧虑,一旦他不在人世,便不可控制,将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据《三国演义》,在曹操的指挥部里,杨修的职务并不高,看来,曹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祢衡、孔融、崔琰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罗贯中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