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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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一曲《长生殿》（2）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对此事有较详的记叙：
“钱唐洪太学眆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文中称为“某给谏”，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笔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小人的厌嫌之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对小人好感的，包括小人自己，对于同类，除非利益的苟合，也会对类似“某给谏”，也就是给事中黄六鸿式的人物，敬而远之的。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会后观剧的黄六鸿，不是那么小人的话，不被邀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自然天下太平。洪升继续耍他的笔杆，当他的作家，文坛上风光依旧，诗界领袖王渔洋也会为他的得意门生写了这么一出传奇而欣欣然。然而，坏就坏在他们碰上了黄六鸿，因为小人这东西，是社会的癌肿，人类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恶的代名词，你不招他，他也会打你的主意，何况你得罪了他？其实，请帖多发出十张八张，招待会就会挤得水泄不通吗？既然那么多头面人物都到了，你不让他来，不是存心激怒他吗？错就错在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摆放在台面上，还怕多他一张嘴吗？
想不开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没有他挑事找碴的余地了吗？
但是，也未必，小人之难缠，就在于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称兄道弟，亲切拥抱，贴左边的脸后，还要贴右边的脸，即使这样，也断不了要算计你的。即或那天晚上，黄六鸿应邀出席，洪升和他握手，交流创作心得，那时没有洋酒，花雕总是准备着的，难免要碰上几杯，再有两位男旦凑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觉睡到天亮。但小人则不然，他想睡也睡不着，躺下来也要披衣坐起，写参奏，告他们一个“国恤张乐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说，洪升的倒霉，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但是，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掩旗息鼓了事。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于是，不禁想起“文革”前夕，毛主席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两条很严厉的批示，若非有“积极分子”上书在前，我想，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于在那场浩劫中，无一遗噍。
不过，我总是不把处于朝廷这场###漩涡中的“某给谏”黄六鸿，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报告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首演的场合，碰头见面，互致问候的。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参，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可怜一曲《长生殿》（3）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回到杭州老家。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放浪西湖，这位写《长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灵鸟。
洪昉思这一次生日派对，尽管脑袋未掉，这一辈子也就交待了。其实，功名泡汤，仕途无望，擢升乏路，投靠无门，想开了，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学而优则仕”，得着了，当然不错，得不着，也不至于要了性命。他倒霉的是，经此一劫，元气大伤，长时间的翻不了身。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不了作品，在那里虚掷时光，忍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后，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丝曙光，南京方面发出邀请，让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长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这位才子接到这封请柬，准会血压升高。他知道这大红请帖，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现代词汇，因而也没有平反甄别，补发工资，重新归队，再操旧业这一说。皇帝是不会错的，金口玉言，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是很赏识他才华的。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狱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酒醉，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长生殿》剧作家的一生，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小人虽然难防，但却是绝对不能不防的。我想起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里，那最后一句话：“人们，你要警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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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1）
北京在大变化，菜市口也在大变化，完全不是旧日模样。曾是大清王朝斩首示众的这处刑场遗址，已经了无踪迹可寻。
想到那三百年间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所谓康雍乾三代，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为了讨好邀宠，未免说得太过头了的屁话而已。
那是一个冬日的小阳春，我从报上得知，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在出售一批旧书，遂去到那里。翻了半日，凡想买的书，定价都偏高；便宜的书，又不值得买，这样，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因为空着手，而且时间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桥走去。
自打两广路修成以后，一年有余，尽管有时坐车路过，匆匆一瞥，未暇细品，常以为憾。趁着雪后新霁，空气清新，便迈开老腿，打算一步步地体味一番。俗话说“走路”，“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当车，用自己的脚问候大地，才能找到这条路的具体感觉。
真是变化万千啊！
说老实话，走在这条极其敞亮，极其光鲜的展得特宽的新马路上，恍若来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号的牌匾，一些公交车路的站名，提醒我这是原来的骡马市大街，原来的果子巷，原来的米市胡同等等，几乎不敢认了。尤其，沿途不少旧房子拆掉，新房子未盖，已经面貌全非的工地，站在那里，难辨东西，焉知南北，举步迟疑，不觉踟踌。
由此可见，北京市在旧城改造方面，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动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变化也着实是非常之大。不知不觉间，明代权奸严嵩题写牌匾的中药店“西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阳光灿烂，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这可是古都一绝，京城一景，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明、清两朝都在秋季处决犯人，而且都在菜市口。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因而出名。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不但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连前些年南城的萧条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然而，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用得上“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遐迩闻名，世人皆知。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的塔桥旁的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到达菜市口，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且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那时，四十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平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万人空巷，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看杀革命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