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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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杀，也给我们一些好的例子，比较正面的。
网友：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您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严歌苓：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我现在都已经对自己痛苦的时候有所准备了，就是你写到一个阶段，你肯定会出现几天写不出好句子，脑子不怎么灵的状态，这当然跟我的睡眠状况也很有关系。我在这种时候就知道过两三天就会过去的，我不会为了这个就怎么样，好象去等一等，跑出去玩儿，等着灵感再来，我不相信这个，这跟我过去跳舞练功一样，有时候怎么样也发挥不好，跟运动员上场的竞技状态不一样，这都是很自然的，人就是生命，生命当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你不可能掌控它，我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了，我拿自己的痛苦也不是很当真的。
主持人：从您的谈话当中我们了解到，您有过跳舞的经历，《白蛇》里面鲜活生动的描述，是不是跟您那段经历有关呢？
严歌苓：对，我对舞蹈演员非常了解，因为我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的作家。
主持人：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您这一段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严歌苓：这两个东西也有相通的，过去我跳舞也走了很大的歧途，跟写作生涯不怎么沾边的，现在我发现，我很感觉到我其实是得益于做舞蹈演员这么一个经历，因为舞蹈演员给了我一种节奏感，这个节奏很难用语言来说的，但是你在呼吸当中，你在写作当中，你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呼吸的，有一种节奏，有了节奏就很容易，就跟跳舞找到拍子一样，我觉得好的小说一定有节奏的，特别是中国文字，从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语言文字跟节奏是血肉相连的，我们的文字有生命，就是因为它有节奏。
还有，舞蹈演员是一种非常肯吃苦的人，吃了天下最大的苦，能够出现最后的刹那的美丽，这就使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指望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认为舞蹈演员给了我非常好的素养，非常有纪律的生活。
网友：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不同的磨难，您的生活经历看起来那么的丰富多彩，您能列举一下您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吗？
严歌苓：当然有磨难，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心智发育比较早的人，又出生艺术家的家庭，我父亲和爷爷又是作家，是天性比较浪漫的人，从小读书过多，就出现了早恋，这种早恋在15岁发生的话，在部队这种严酷的环境当中，当然要彻底掐灭，如果说我一辈子有过自杀的念头，那是我离自杀这个行为最近的一段时间。
主持人：这应该是您人生当中最大的磨难吧？
严歌苓：这使我感觉到众叛亲离是什么滋味的一段时间。
主持人：在异国他乡，自己求生存，做过一些职业，还坚持写作，这些磨难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严歌苓：很可能，我是天性乐观的人，我喜欢大笑，非常喜欢讲笑话，挖苦自己也挖苦别人，当然挖苦自己更多了，这样一种天性，也使我看到，我每次自杀的念头实际上自己也不会当真的。
网友：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美女作家作为写作上的一种现象，前几年已经被炒得非常热，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
严歌苓：美女作家这个提法让我感觉到非常恐怖，我觉得我第一是年龄已经超过她们这个群落了。第二个，这好象是不搭界的事。
主持人：您看到过一些美女作家的作品吗？
严歌苓：我看过，因为是社会和文学的一些现象，所以对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
主持人：能评价一下吗？
严歌苓：她们是比我们更自由的一些作家，我们这些人不管怎么样还有文以载道的，社会代言人的一种负担，他们是没有这种负担的，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情感的追求都是关注得更加密切的一些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是不管怎么样都摆脱不了我们的这种写作习惯。看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就像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一样，看到一些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和痕迹，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有趣的，特别是在美国，回首来看国内的一些现象，我觉得非常有趣。
网友：请问一下您的新作和您喜爱的颜色。
严歌苓：我的新作有五部，都是半流产的状态，我现在正在改自己的电影剧本，负担是很重的，因为电影剧本一稿总是写不成，总是要十来稿，所以我写小说的时间和精力都被电影占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愚蠢。我是一个变色龙，什么颜色都喜欢，这个阶段最喜欢的是白颜色和黑颜色。
主持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严歌苓：好象你在想不出什么颜色的时候，穿黑的和穿白的总不会错的。
网友：严姐姐，您做妈妈了吗？如果做了的话，您怎样教育子女？
严歌苓：哎呀，你让我很痛心啊，我特别想做妈妈，但是好象没这个命了。我非常非常爱孩子，我可以跟孩子玩儿，总是要看手表，不要玩得时间太长了，玩得什么都忘了。
网友：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严歌苓：幸福就是知足，您特别满足就幸福。
网友：听说《扶桑》要拍摄电影了，能介绍一下这个进程吗？
严歌苓：《扶桑》是很难产的电影，已经进入了前期制作，我们换了三任编剧，后来编剧的资金被耗光了，才由我自己来编剧，演员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要把唐人街重新建造起来，工程量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写电影的经历上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验。
主持人：资方和导演已经确定了吗？
严歌苓：导演是陈冲，资方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公司。
网友：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严歌苓：乐趣是自得其乐吧，苦中求乐吧，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独立的，不需要上班，可以自己说收场就收场，这种比较自由的，还有不见人，我这个人特别怕见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还有你写作嘛，你观察人，都是你在旁边，我很喜欢到人很多的陌生场合去，这样我也会被人认出来，不用和人周旋，寒喧，像鬼魂似的，这种观察是非常安全的。
主持人：您所描写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剖析和最大程度的理想化？
严歌苓：没错，这个讲法是非常专业的，我对自己的剖析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对自己的发现，有的时候非常惊喜，大量的时间是非常的有挫败感。特别是在自己父亲身上和自己身上看到基因的无法抗拒的顽强性的时候，这时候的自我剖析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没有办法不把许多东西理想化。
网友：您对当今的很多作家热衷于媒体上的炒作，您怎么看？作为实力派的作家，您在文坛上拥有的读者和得到的奖项，是不是有一种不相称的感觉？
严歌苓：这就是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是容易知足的人，我是乐观的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现在炒作在美国也很需要，我出了一本英文书，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演讲，和读者见面，有时候我觉得像卖假药的，比如陈冲提醒我，最近我看见马友友在超市给人签名售碟，他也需要这样做吗？他是为了自己认为好的音乐而占领一些地方，一个作家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就应该这样做，听了陈冲这些话以后，我就感觉到，不应该对宣扬自己的作品那么脸红，可能是比较老的态度，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实在是非常非常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您专门学习过英文写作，现在尝试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小说，您是如何把握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特性的？
严歌苓：这两种语言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一个是视觉的，一个是听觉的。英文写下一行字出来以后，我们的汉语，说良心话，从古老的文字形式演变出来，但是和古老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每个字都是象形的，假设会写繁体字的话，会发现每个字都是象形的。我在美国《纽约客》这本杂志上看到了对汉语的评论，它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对中文作家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又非常艰难的一个创作，就是说你这种语言是和他们共性很少的一种语言。我感觉到，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我和我的翻译经常切磋的一些问题，发现有很多时候你要牺牲，汉语和英文当中有一些不可译的东西，它的生动，它的幽默，它的很多东西，到了翻译以后，就发现它不在了。这一点就让我对两种语言很熟悉的人感觉到非常无奈，有时候非常痛苦，找不到一条最好的途径。
那么我就在幻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用汉语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然后再用英文写一遍，或者先用英文写，再用汉语写，是不是有这样一天呢？现在它还只是停留在我的幻想的一个阶段，因为创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东西，一个偶然的劳动，如果你先用一种语言把它写了，你第二次就不叫创作了，你无论如何都没有这种偶然了，没有偶然就没有艺术，艺术是不可复制性，就像科学的可复制性一样。
网友：《扶桑》是一部非常美好非常动人的作品，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样的状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写这部作品的？
严歌苓：我偶然读到一本华人的移民史，记载了一百多年前第一批华人移民到美国的生活近况，我看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原来也受到了这样的歧视，一个国家从法律上来排斥、驱赶和迫害，这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是在民族问题上非常敏感的人，特别是我到美国的这段生活，美国社会对我的反应，还有我的先生，我的美国丈夫对我的反应，使我感觉到，在这样的一个西方文化里面，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是有意地就感觉到一种情绪，对自己的文化的特质，常常会反思，这些反思也不是我自己刻意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我人在西方，在那样一个以英文的、英国传统为主的文化下面，我不断地要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有这样的敏感性，活得并不好。到了美国以后，你对那些物质什么都是非常脆弱的，那种物质生活，那种舒适，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一旦有了这种敏感，物质生活就变得非常淡漠了。
网友：您的剧本写好了以后，如果您可以亲自来挑选演员，您比较欣赏的，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剧本的演员，能列举出一些吗？国内的或者港台的都可以。
严歌苓：要看演什么角色。请问你认为我需要对哪个角色？
主持人：比如扶桑这样的女子。
严歌苓：我对扶桑的想象，我觉得像巩俐当年的样子就很好，我觉得她很神秘，很性感，很女性，很美丽，她的美丽非常深，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对现在的演员我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
网友：这本书的封面《谁家有女初长成》，一个巨大的蛛网，一个少女在上面，是不是暗示将走向陷井和诱惑，将要进行生命上的挣扎？
严歌苓：这大概是以我的《谁家有女初长成》这篇小说设计这个封面的，这上面的女孩子的形象大概是女主人公巧巧的形象，当然这篇小说是非常强烈的，大概是影射了这些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