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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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找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住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第47节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喝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嘛，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呆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FBI。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个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