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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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第44节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
